二
然而，恰恰是在20世紀末葉中國社會空前現代轉型時代，魯迅的現代知識分子角色受到嚴重質疑。這一質疑發自現代思想主流的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的質疑有其深廣的現代性反思背景。
現代性的重大危機是，在神力與純暴力已失去合法性的現代，私利擴張統治的基本方式之一，是利用偽理性的意識形態話語冒充公共領域代表、繼而恢複政教合一。20世紀“意識形態加恐怖”的極權主義數起肆虐，均與此直接相關。
與之對立的自由主義捍衛以私有財產為核心的個人權力的不可侵犯性、堅持私人生活的“消極自由”對於公共參與的“積極自由”的優先性。作為現代性開端的馬丁·路德信仰私人化原則表明，精神的個體性已收攝了一切普遍主義觀念。韋伯的著名說明是：“我們這個時代，因為它所獨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運便是，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它們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驗領域，或者走進了個人之間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愛之中。”【6】從而，康德主義的形式規則性與消極性為現代公共話語確立了兩大規範。實質內容性精神價值意義談論權屬於個人，而不可抹平的個人不可規約為一，因此不再存在一元論的普遍公共價值意義體，隻有個體之間交往共存的多元個性差異的價值意義群叢。這樣，關懷公共精神的知識分子正當的關注對象應是個體交往的純形式化言談規則製度及其平等寬容妥協精神。韋伯稱那些在現代仍虔誠懷抱精神信仰者為消極性的“守夜人”，而那些僭越這一消極界限的立論布道者則是“偽先知”。20世紀最響亮的口號“反形而上學”（“反本體論”），其政治哲學涵義，正是對一切可導致泯除公私畛域的“大一統”觀念理性資格的褫奪（分析哲學甚至從語言哲學角度判一切逾越個體感知經驗的名詞為“偽詞”）。福柯關於話語權力性質的觀點更成為喝問一切言談公共精神者的根據：“誰給你的權力！？”
這就是現代特別是後現代精神氛圍。經曆過斯大林集中營、納粹毒氣室與“文革”侵入私人日記或夢囈恐怖拷問之後的現代人類——不僅是西方人，也包括我們中國人，難道不應警惕那些企圖以種種名義強求一律的做法嗎？難道不應更寬容地看待個人差異嗎？
正是在這一社會轉型背景與現代精神氛圍中，90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界在（韋伯）意圖倫理—責任倫理、（柏林）“積極自由”—“消極自由”、激進的理想—經驗地改良一係列對比中反省前者而傾向後者。“私人寫作”受到尊重並推崇，王小波“我頂多能拯救自己，哪能拯救社會”（大意）的話被傳頌，恪守個人自決立場而與承擔社會道義的哈維爾決裂的昆德拉獲得同情，從“現代評論派”到“學衡派”的自由主義現代意義被重新認識並高度評價，魯迅曾與之論戰的幾乎所有派別人物、不僅“第三種人”與林語堂，甚至周作人，都不僅獲得同情理解，而且成為現代自由主義資源。
正是上述消極自由主義的現代性解讀，使作為改造國民精神的“積極自由”鬥士的魯迅成為前現代的。
本文充分同情地理解自由主義對於今日中國的現代意義。包括上述各種說法、也包括對魯迅嚴峻的不寬容性格、對以自由主義為論敵及曾被專製意識形態權威化的史實的深層反省，本文均同情理解。
但是，本文將在一個根本基點上對消極自由主義作出批評：作為踐行“積極自由”的公共精神關懷者的魯迅、以及依托此基點的知識分子，是否妨礙現代自由？
三
現代自由亦即個性自由，恰恰也是與消極自由主義歧異甚至對立的其他現代思想的宗旨。它們對消極自由及其私人基點的批評，構成現代自由思想內在的張力。
從貢斯當到柏林，對現代自由的私人性強調被人們非社會化了。哈耶克認為一個流浪漢比一個軍營中溫飽不愁的士兵更為自由。個體自由在這裏恰恰被浪漫地抽象化為孤閉的古代自由，自由所包含的人對自然與社會的豐富關係蕩然無存。現代自由相對於群體性的前現代社會誠然突出了個體性，但同時又空前地發達了個體自由的普遍交往關係性。現代自由從而在一個基點上不同於古代：在古代可以單獨存在的個體自由（如一個與世隔絕的自耕農），在現代卻必須同時是無數個體間息息相關的社會化自由。“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馬克思主義這一經典名言在此意味著：當一個現代社會成員受到不公正壓迫失去自由時，即表明了所有其他自由個體的自由是偶然暫時的、是沒有理性依據與法製保障的虛假自由。左拉為一個猶太人冤案挺身而出，他必定是當時清晰地意識到了此事與法國大革命以來現代自由的社會性的重大關係。這也就是魯迅臨終前的潛意識深處的意念：“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7】。這種知識分子的公共性意識，同時也是衡判一個現代社會成員公民精神的最高尺度。
自由主義實質視私有財產為道德之基。但馬克思卻看到了私有製作為自由創造活動主體的異化性質。漢娜·阿倫特從新亞裏士多德主義角度更多地揭示了以私產為核心的私人領域的貪婪、冷酷與占有，是如何借助現代資本主義營利觀念而膨脹為公共社會通則，壟斷占有不僅推動自由資本主義演化為帝國主義，並成為現代極權統治的一個根源【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