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於現代中國而言，魯迅最重要的意義不僅僅是作為文學家和思想家，而且是涵攝文學、思想與社會批判為一體的一種人格姿態，他象征著一種現代社會角色：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是一個現代概念。與前現代社會的巫、士、教士、意識形態權威相比，知識分子——同樣擁有文字符號，但已屬於理性工具，而不再是譫妄的象征；同樣超越具體實用涵義（meaning）而追問根本的價值意義（significance），但不是依據神性而是依據人性；同樣關懷公共性特別是公共精神，但不擁有任何身份資格或特權背景。精神觀念與權力亦即政教之分離，構成知識分子現代性最重要的基礎與標誌。
由此而拓展為知識分子一個獨特的現代特性，即它不是從屬於生產力範疇的腦體分工框架下的腦力工作者，甚至也不是某種專業或職業，而是基於高度專業分工化現代社會的人文整合需要而超越專業分工的精神群體。在這一意義下，愛因斯坦並非因擁有物理科學涵義知識而為“知識分子”，而是當他關懷原子能科學的人道主義意義時才稱為“知識分子”；設若他後來又不關懷公共精神了，則不複為“知識分子”。
康德把脫離蒙昧的現代人定位於自主運用理性。但運用理性卻有“私下運用”與“公開運用”之別：“必須永遠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並且唯有它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而我所理解的對自己理性的公開運用，則是指任何人作為學者在全部聽眾麵前所能做的那種運用。一個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職崗位或者職務上所能運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稱之為私下運用。”【2】康德饒有深意地將專業職業與“私下運用”關聯而與知識分子（“學者”）的“公開運用”區別開來。它意味著，一個政府官員雖則天然地與公共事務關聯，但若僅僅作為職業例行公事（亦即國家機器必需的“消極服從”），則隻是“私下運用理性”。但當他超越這一社會分工，而以“世界公民社會成員”亦即“學者”獨立批判態度麵對公眾事務時，就成為“公開運用理性”的知識分子。這種超越事功職業而力求保持意義境界的社會定位，導致了後來韋伯關於“誌業”或“天職”（“Beruf”）的著名表述。
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發生史上，魯迅，無論其精神旨趣或實際生活道路，都成為上述知識分子現代涵義的一個人格象征。
從甲午慘敗到廢科舉，依托宗法—皇權的儒教上千年政教合一格局終結，包括魯迅在內的中國第一批現代知識分子由此獨立問世。但遑論康、譚、章、王，即使是嚴、梁，也終究未能與傳統斷臍。魯迅卻是從內在精神觀念到現實世事，終生與儒教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意識形態文化搏鬥者。
辛亥革命後中國政治及種種“主義”思潮在樹大根深的舊傳統勢力麵前的脆弱表現，是魯迅一生銘記的教訓。《野草》所表達的深沉苦悶與拒斥任何形式依傍的孤獨執著，實際是魯迅整體氣質的代表性特色。魯迅從而終生對政治與意識形態持獨立審視與批判態度，不僅與親近政權的自由主義派係相區別，也與挾“主義”話語和政黨組織身份的極左文化圈保持著距離。
魯迅的這種知識分子獨立立場當然不應視為知識分子與現代社會唯一正當的關係模式，但它卻是知識分子與現代社會（包括國家與廣義意識形態）建設多種積極良性互動關係的基點。因此，毛澤東稱讚魯迅“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但這似乎並不能依據他所謂“大膽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險傾向”的“助革命”之功，而更應從現代知識社會學高度，視之為“思想性的無依托者”（別爾嘉耶夫）、“社會性非實體（non-entity）”的“自由職業者”（曼海姆）。
魯迅的自由職業歸宿，為其知識分子誌願所定位。辭中山大學教職後定居上海的人生最後十年，魯迅雖然未間斷大學講演，卻典型地是以康德所說的“擺脫公職”的自由獨立身份，“麵對全體公眾”“公開運用理性”。這十年同時成為魯迅以“自由職業”的自由撰稿人身份，寫作社會評論雜文的黃金十年。
即將進入21世紀的今日中國，仍僅有極少數人能幸運地將個人生計與超職業地“公開運用理性”結合為自由“天職”。魯迅擇業的知識分子自我意識至今在感召著後來人。
青年魯迅棄醫弄文的著名精神事件，應提升到魯迅自覺選擇現代知識分子道路的高度看待。這一轉變奠定了魯迅一生的事業目標：改造國民精神。魯迅以“立人”、“張精神”為立國之“首”的信念，既反映了中國近代啟蒙從器物、製度向文化精神逐步推移的深度，又表現了這一啟蒙無力綜合，反而割裂社會形態諸要素的前唯物史觀局限。但著眼於精神意義，以科技工藝為主流的現代社會的盲區，恰恰是知識分子現代興起的一大背景。與之相關，“國民精神”又關係到知識分子現代起源的另一背景，即在現代分化性社會中重建公共性，特別是公共精神的曆史性要求。
在與科技工藝相區分的方向上選擇人文學科的文學，則同樣典型地體現著現代知識分子的人文價值特性。文學在知識分子現代起源史上占據著特殊位置。與知識分子互動共生的現代公共領域，其母體與原初形態，恰是18世紀開始，依托沙龍、讀書會與藝術展覽館而產生的文藝評論交往空間【3】。法國大革命後，歐洲現代化進程將文學評論擴展為更加廣泛的社會政治評論。文學評論家成為了最早的現代知識分子。以左拉為首的文藝家群體在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中，向現代社會第一次顯示了知識分子的公共關懷形象。
上述知識分子與文學、公共性的現代產生曆史，不僅可以為理解魯迅棄醫弄文提供深層背景，而且有助於對魯迅繼而從純文學走向社會評論性雜文這一轉變、以及魯迅雜文的思想史地位做出更為深廣的新解釋：如魯迅明確道白的，為改造國民精神而棄醫弄文，是因為文藝“善於改變精神”。但隨著中國現代社會與思想狀況的演變，“改造國民精神”的知識分子公共關懷精神勢必擴大與超越作為工具的文藝而轉向社會評論。作為公共社會評論的雜文，成為魯迅知識分子公共關懷的典範形態。其普遍性不僅可從前述西歐現代公共領域演進史得到印證，也可從19世紀別、車、杜為代表的俄國第一代知識分子將文學評論擴展為社會評論獲得印證【4】，這一普遍性甚至在20世紀後半葉開始的歐美文學評論的文化評論化【5】、以及90年代後半葉中國大陸文學刊物大規模思想評論化現象中一再顯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