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仍確信人文精神深伏於不知何處。我每天如饑似渴地閱讀《華商報》生活事件報道，追尋人文精神的蹤影，積攢那些感動與教育我的報道。具有曆史哲學意味的是，人文精神似乎在危難之際才格外清晰地顯現出來：正是在日常甚至趁人命危勒索的醫護室中，2003年春夏之交，同“非典”搏鬥殉職的醫生與護士以生命見證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真理存在，這古老的誓言回響在警察、司機、接線員的職業道德信念行動中，使這個危險的季節成為久已罕見的精神季節。今天，2005年12月16日，遼源大火災後的第二天，響應夜半求血的高音喇叭呼喚，百餘名市民起身走入零下18度的室外，彙聚在遼源市中心血站排隊獻血。“成排的出租車等在血站門口，他們不是為了賺錢，而是排隊等著把獻血者免費送回家。”（《華商報》2005年12月16日）這一場景必定不能夠持存於日常功利世界，但“人類曆史上發生的這種現象將永不被忘記，它表明人性中有一種非政治家根據過去的事件進程所能預料的向善稟賦與能量，……”（《院係之爭》）康德這一判斷所依據的經驗原型乃是：正是那些平日對鄰人算計每一法郎的法國市民，卻在攻打巴士底獄的戰鬥中為正義毫不猶豫地犧牲自己的生命。縱使勞動二重性結構中的人為著謀生難免自私自利，但勞動超越性前景卻令人不可遏止地思鄉歸家般傾聽著意義世界的召喚。正如孟子所深刻揭示的：“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善言善行的感召力尚且如此，一種善的（亦即公平正義的）製度下的人性又將如何！然而，善的製度之需要善的人，一如善的人之需要善的製度。
慚愧的是，我已隻能以讀者身份閱讀網絡與報紙上那些密切關注中國每天所發生的事件並迅速反應的雜文——我視之為從意義高度闡釋中國轉型並直接建設中國善的製度的思想行動：例如“孫誌剛事件”那樣介入並改造社會存在的推進中國現代化行動。這些雜文是當代中國思想真正優秀的代表。這些思想型的作者與行動者同那些訴訟維權的底層抗爭者、舍棄一切甘與殘疾親人相依為命者一道，構成今天中國倫理與人文意義潰敗時代的抵抗中堅。在這個幸福主義與享樂主義的生存時代，他們依然如同人類知識分子遠古原型的自我犧牲巫師一樣【1】，為追求與動物生存相區別的人性意義（significance）而義無反顧地犧牲一己幸福。
謹致以深切的敬意。
2005年12月16日於陝西師大
注釋：
【1】詳參《闡釋並守護世界意義的人》第三章第一節所述“自我犧牲”的文化人類學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