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概愈體係基本上具有象征的性質，如果我們這麼說是正確的話。那麼我們的思維方式、我們的經曆和我們的日常作為就基本上是一個象征問題了。
——萊科夫和約翰遜（1980年）第1頁
本書的第一版為理解和比較全球各地的文化引入了一個新的概念和方法，這就是文化象征。文化象征是某一文化的成員在情感上和／或認知上認同的活動、現象或習俗。因此，象征代表著表現文化本身的基本價值觀。一個文化的基本價值觀，局外人通常難以接觸和／或理解。本書的意圖就是解決這個難題。在需要行動的時候，文化讓我們常常是無意識地填補空白，文化象征則幫助我們看到導致行動的價值觀。這也許是文化的最令人感興趣的特征。盡管本書的分析單位是國家或國家的文化，但文化象征也可以引申用於國家之內或跨國家的民族群體。
在我最初開始研究文化象征的時候，我擔心會出現不自覺的消極反應，因為象征總是與成見聯係在一起的。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凡是將群體表現加以概括的做法，特別是在美國的許多大學裏，都遇到了這樣一種典型的反應：“那是成見。”其明白無誤的意思是：那完全是偏見。然而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解釋的那樣，人們不自覺地使用著這樣的概括，而成見既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顯然，不合理的成見就是不允許有例外的概括。另一方麵，文化象征隻是一種大概的表述，文化象征可以適用一個團體，但並非可以適用該團體內的每一個個體。
如同許多其他人一樣，我也深受格爾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的代表作《文化的後果》（1980年）一書的影響。霍夫斯泰德明確出四個——後來擴展為五個——維度（如第1章所述的權力距離），借以反映不同國家文化之間的差異。然而這部出色的著作看起來還欠完全，因為正如我多年來所體驗的那樣，這個五維度圖似乎移去了文化的廣度和深度。除此之外，這個維度研究方法以及其他有影響的維度研究方法似乎都沒有解釋甚至沒有描述任何文化中都存在的矛盾現象。例如許多民族文化和國家文化在有些方麵會表現出看上去是不道德的態度，在另一些方麵則會表現得公正和寬容。再者，在跨越不同文化的時候，維度圖難以記憶和使用。
1988年，我與我們當時在馬裏蘭的MBA項目主任瑪麗安·韋卡特（Maryann Waikart）聯係，向她提出舉辦一個關於文化象征的講座。我向她解釋，霍夫斯泰德的著作是我的思考工具，我想通過主持一個集中探討使用文化象征問題的新講座來豐富霍夫斯泰德的觀點。我當時並不十分清楚除此之外我還要做什麼！韋卡特認為我的想法很好，於是講座就圍繞著文化象征的概念辦起來了，後來又出了書和文章，舉辦了研究和培訓項目。
幸運的是，一個文學團體開始把象征當作讓人們結構現實和進行思考的基本機製。正如奧托尼（Ortony）所說，象征不僅美好，而且必不可少（奧托尼，1975年，另見萊科夫和約翰遜，1980年）。大約在這個時候，跨文化心理學家開始運用象征超越維度的視角，加稻（Kashima）和卡倫（Callan）關於日本家庭的的著作（加稻和卡倫，1994年）就是如此。他們還開始在跨文化溝通和跨文化談判領域運用象征的思維方式。
本書第一版出來後，反應基本上是正麵的，這讓我深感欣慰。一些報紙作家對此給予了關注，專業人員和學術界發表的書評既有給予有限肯定的，也有熱情褒獎的，許多人發現這個框架非常有用。例如有些跨文化培訓教師選擇本書的一些章節作為背景讀物推薦給赴外工作的經理人員；在土耳其西部管理學院1998年的雙年國際會議上，“土耳其的咖啡館”一章成了一個擴大的文化練習的背景讀物；一些專業人員開始開發使用文化象征的練習（見甘農，2001年）；由本書至少引出了一篇博士論文和一篇碩士畢業論文；譯文開始出現；教科書開始強調文化象征；一些報紙刊載了有關文化象征的文章，《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還在國內外許多報刊上轉載（見奧爾登伯格Oldenburg，1991年）；作為文化象征之基礎的方法論加進了相關的文獻（見甘農和奧迪婭Audia，正在印刷）；圍繞文化象征這一概念開展了一個研究項目（見甘農及其夥伴，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