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戴安娜·羅蘭所說，日本人並不把性視為有罪的東西，而是當作生活中最令人愉快的需要之一（羅蘭，1985年，第115頁）。在西方文化中，性往往與愛相聯係，但在日本的文化中，性與愛的聯係沒有那麼緊密，性更多地與欲望相聯係。過去結婚都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種傳統至今仍未絕跡。例如日立公司就有一個“打結”辦公室，專門撮合男女雇員的婚姻，許多雇員最後還真就結了婚（喬丹，1997年）。過去，許多日本人都不把婚姻當作滿足自己性要求的唯一方式，婚外情並不犯禁。不過當時存在著雙重標準：男人可以有一個或若幹情人，可以盡情尋找性歡娛，但女人則應該恪守婚姻關係。一位結了婚的日本婦女曾對她的美國女朋友說：“為什麼妻子要擔心自己的丈夫出去‘找樂子’呢？這一點意義都沒有。她知道丈夫決不會離棄她。其實我相信，日本的婚姻比西方的婚姻更有約束力。日本的女人不會因為這樣的小事跟自己的丈夫離婚。”
如今，也許由於艾滋病的蔓延，這種態度正在發生變化。離婚率也在提高，許多婦女結婚很晚。但這個例子無論如何可以說明，情境決定行為的觀念在日本根深蒂固。
日本人對喝酒和醉酒十分寬容，甚至可以說鼓勵。喝醉了，除了駕車以外，做什麼事都可以原諒，說什麼也不用擔心後果。同一個工作單位的人，下班以後回家之前聚在一起吃喝一通，這在日本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即使日本男人在不喝酒的時候彬彬有禮，西方的婦女往往也難以接受這樣的行為方式。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位英國女教師在日本的中學裏教書，她的一個日本男同事屢屢在喝醉酒的情況下糾纏她。終於有一天在一個酒會上，英國女教師失去了耐心，正告這位日本人“放規矩點”。盡管日本人喝酒時可能會失態，但很少發生大吵大鬧的事。
日本的花園有其自然秩序，日本人相信社會也有其自然秩序。正如日本的權力世襲傳統和貴族統治曆史所反映的那樣，社會地位有別被認為是自然而然的事。在一個組織內，一個人的地位比他的名字更重要。例如稱呼學校的領導人，常常隻用“校長”一詞就可以了。各種頭銜構成了一個組織內的等級秩序，同時也加強了集體感。
日本人認為，一定要盡早確定一個人的名分才能以最恰當的方式進行互動和溝通。日本的生意人頭一次見麵先要交換名片，以便了解每個人的所屬單位和其在單位中的具體職位。對於這一步驟不能漫不經心，接名片的人一定要認真看，而且在收起名片之前還要念一念遞名片者的名字和頭銜。像許多美國人那樣接過名片就收起來是對遞名片者的不恭。
為了加強地位和名分的自然秩序，日本人還借助語言，主要是使用一些後綴來說明一個人的地位。日語就以講究細微差別而聞名。即使在工作單位，稱呼地位高的領導也要使用表示尊敬的頭銜，隻有領導情緒好，用語言或舉止表明一切進展順利，才能省略敬詞。
就連資曆也決定著地位的差別。哪怕兩個人的工齡隻差一年，也可決定誰資曆深，誰資曆淺。
對自己個人身份的意識主要來自於自己的地位，一個人的行為舉止也要與自己的地位相稱。如果行為舉止失當就會有麻煩。為人師表的老師要特別注意自己在校外的表現，如果酒後駕車被罰，那就不僅僅是丟麵子，還有可能被迫辭職。
等級秩序不僅存在於集體的內部，而且存在於不同的集體之間。大學與大學，企業與企業，甚至國家與國家，地位都是不一樣的，大多數日本人心裏都有譜兒。這就是為什麼日本人對外國人的態度有倨有恭的原因。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來自像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那樣的發達國家的外國人比來自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外國人地位要高。在日本國內，有些種族受到歧視，如今定居在日本的60萬朝鮮人就是如此。日本也曾有過類似於印度種姓製度的習俗，盡管這樣的習俗現在已遭取締，但是從事屠宰工作的人仍然低人一等。許多日本人家在子女結婚的時候都要雇私人偵探核實對方是不是出身這樣的家庭。據報道，有的日本公司不惜任何麻煩也要雇傭“純種”日本人。
宣揚日本人獨一無二，推崇團體和諧，這種做法的最大危險之一就是產生一種毀滅性的團體思維。有些日本名人公然以被美國人看成是種族主義的方式批評美國的少數民族。東京醫科大學的角田博士甚至說，日本人之所以天下無雙就因為他們的大腦結構非同尋常。角田博士認為，日本人大腦的左半球既管情感又管推理，而西方人的大腦，左半球管推理，右半球管情感。前麵已經提到，日本的政黨根本就算不上政黨，而隻是各大利益集團的代表。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日本可以發生其他發達國家不可能發生的醜聞。這個例子足以說明，宣揚日本民族優越和強調服從集體會產生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