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亞洲諸國的國民意識是在受到殖民化等外部危機的狀況下形成的。因此，在國民意識形成這一近代性行為內部，就產生了包含對“近代”反抗的特殊構造。這一點正是與西歐的國民意識形成所不同之處。在由政府主導下推進近代化的同時，自下而上的國民意識形成也發生了拒絕近代化的情況，這正是由於上述原因。
正因如此，探討亞洲的近代化時，研究民眾的意誌表現非常重要。不僅要研究在許多亞洲國家共通的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近代化”，而且必須研究源於民眾自發意識的“自下而上的近代化”的情況。這些民眾的意見所針對的對象中，包括西歐列強、本國的政府、前近代的“過去”等諸方麵。需要確認民眾是在什麼領域發出了呼聲，這樣的疑問，還需要探討在與國家權力相背離的層麵是否形成了自發的共同體，這樣的共同體在何種程度與國家權力采取對抗的姿態？隻有對這些複雜的問題進行詳細的研究，才能解答亞洲的近代化這個大問題。
（孫犁冰 譯 區建英 校）
中西文化的衝突與中國外交體製的嬗變——以“人臣無外交”思想為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王開璽
1.傳統的外交體製與“人臣無外交”思想
“人臣無外交”一語，源於《禮記·郊特牲第十一》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所謂“人臣無外交”，就其本義或文意而言，並非是說為人臣子者不能與外國開展外交活動，而是強調人臣若無君主之命，即不得與外國之人互相交往，更無對外交涉的外交之權，否則，即有與外國私相勾通之嫌。
經過長期的曆史發展，明清之際，在東南亞地區形成了以中華帝國為中心，以其他周邊國家為藩屬國的東方國家關係體係。在這一宗藩關係之下，雖有清廷官員赴朝鮮、安南、琉球、緬甸等國，但其身份並非國家的外交官，而是代表清帝對其繼任國王進行冊封的冊封使，其政治身份和地位不但高於各藩屬國的大臣，而且高於其國的君主，中外之間是不可能有“人臣外交”的。
鴉片戰爭前，西方各國相繼遣使來華，要求與中國建立近代的國家關係。這預示著中西外交體製間的矛盾與衝突不可避免，東南亞地區的傳統宗藩國家關係也即將讓位於世界性的國家交往關係。
2.中西外交體製的衝突與“人臣無外交”思想的嬗變
1793年英國的馬戛爾尼使團來華，1816年英國的阿美士德使團來華，向中國提出諸多政治、經濟、外交要求。這一切皆預示著中外外交體製的衝突即將開始，傳統的“人臣無外交”思想，已遭遇西方國家的挑戰。
1834年7月，律勞卑書麵通知兩廣總督，本人已作為英國政府派駐廣州的商務監督來到中國，要求直接與總督麵晤。
兩廣總督盧坤繼續堅持清廷“人臣無外交”的體製原則，強調“中外之防，首重體製”，斷然拒絕直接與其書信往來。中英雙方為此多次交涉，此時英國尚無力對華發動戰爭，律勞卑遂於9月自廣州返回澳門。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之初，清廷仍在繼續堅持“人臣無外交”的思想原則，僅是派遣中下級官員與英軍聯係議和事宜。但伴隨著一係列重鎮的相繼失陷，清廷君臣“人臣無外交”的理念舊製亦隨之開始崩潰。
1842年8月，英軍兵臨南京城下。欽差大臣耆英為險惡形勢所迫，在未得到道光帝允準的情況下，親赴英船，“麵見該夷酋”，與英軍草定了《南京條約》，開始了向“人臣辦外交”方麵的轉變。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鹹豐帝所要麵對的已不僅僅是“人臣”有無外交的問題，而是必須開始“親王外交”了。1860年9 月，鹹豐帝派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為欽差大臣，趕赴通州與英法議和。
通州議和失敗後，英法聯軍兵臨北京城下，恭親王奕訢受命“督辦和局”，不但要親自參加中英《北京條約》簽訂儀式，而且還要與英法代表保持互贈禮物的禮儀交往。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外國公使常駐北京，同時清廷也開始向外國派遣常駐公使，特別是1873年6月29日，同治帝本人也親自接見了外國使臣。清廷“人臣無外交”的思想與舊製徹底消亡。
3.“人臣無外交”思想嬗變的曆史必然
“人臣無外交”的思想體製，是中世紀封建君主專製政體的產物，是與傳統外交體製與理念相適應的，但與近現代民族國家形成後的近現代國家外交，則是方枘圓鑿，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