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標誌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也是中國近代曆史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代表的維新派及其他誌士仁人痛定思痛，對中國戰敗的原因、國家今後的出路進行深刻檢討，開始用新的眼光看待中國與日本發生的變化。他們認識到，日本之所以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關鍵在於它實行了比較認真的學習西方的社會改革——明治維新，走上了真正的富國強兵之路，值得中國借鑒。康有為在變法高潮中把自己寫成的《日本變政考》進呈光緒帝，企望統治者能以日本明治維新為榜樣，實行真正的變法改革。在康有為的影響下，維新派學習外國的眼界得到新的開拓，不僅要學習歐美，而且還要效法日本，一個學習、研究日本的熱潮在中國知識階層裏開始湧動。
其時，中國學習日本的途徑主要有三條：一是聘請日本顧問；二是派遣留日學生；三是翻譯日本書籍。
1.聘請日本顧問
自1898年起，日本顧問陸續來到中國，先是受聘於兩湖、兩江，後受聘於直隸、廣東、四川、福建等省，大多以軍事顧問的身份幫助清政府訓練新軍。初時，來華的日本顧問為數不多，如1901年僅有26人，但到“新政”開展起來後的1908年，人數驟增為550人，大有方興未艾之勢。
2.派遣留日學生
1896年3月，中國駐日公使經日本政府同意，選定唐寶鍔、胡宗瀛、戢翼翬等13人赴日留學。學界通常把此舉視為中國正式派遣留日學生之始。20世紀初，大批中國青年學子成群結隊，赴海外留學。留學生的走向，以東鄰日本為最多，到1905年前後，中國留日學生人數達到萬人以上，形成赴日留學高潮。
3.翻譯日本書籍
翻譯日文書籍是近代中國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從某種意義上說，近代中國對於日文書籍的翻譯介紹，也是西學東漸的一種特殊表現。因為國人對於日文書籍的翻譯幾乎全部是日本明治維新後湧現出的反映新知識、新思想類的出版物，意在借鑒日本學西方成功的經驗。廣大愛國的留日學生首先成為從東洋轉販西學、向國人輸入東學的中堅力量。19世紀末20世紀初，留日學生組織了許多翻譯出版團體，國內的官辦、民營出版機構，數量多達95家。當時的中國人學習日本的熱情高漲，日文譯作數量激增，後來居上，以至超過譯自歐美各國的書籍。據《譯書經眼錄》統計，在533種譯書中，譯自日本的竟達321種之多，占總數的60％強，比譯自英、美、法、德、俄等國的譯書總和還要多，包括了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絕大部分科目，極大地豐富了西學東漸的內容。
在晚清，西學東漸經過兩個不同的階段，即中日甲午戰前的西方自然科學傳播階段和甲午戰後西學全麵傳播的階段。漢譯日籍的大規模出版、流行，正是西學在華傳播第二階段中的精彩一幕。由於大量漢譯日籍的輸入，使此期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出現了新的形勢和特點。歸納起來，甲午戰後西學在華傳播有以下幾個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