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朝鮮三國時期由中國傳入，經過數百年，發展到高麗王朝時期，進入一個昌盛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高麗乃至世界佛教曆史上著名的典籍《高麗藏》，作為古朝鮮半島出版的一部漢文大藏經，《高麗藏》不僅收集了漢譯的印度佛經、中國高僧撰寫的佛經論著，而且還集錄了許多本土僧人的佛教撰述，反映了高麗民眾對漢字以及中國佛教文化的普遍認知。所以，《高麗藏》又不是中國版大藏經的簡單翻版，而是經過了朝鮮民族自己的創造、加工和補充。
早在朝鮮三國時期，道教就已有了一定規模的傳播。在南北朝時代後期，新羅開始與中國有了較為頻繁的接觸，中國道教思想傳入。576年，花郎教形成。而花郎教精神的“玄妙之道”，就出自《老子》第一章，具有明顯的道家色彩。624年，朝鮮已有許多人信奉五鬥米道。唐高祖聽說此事後，曾送道士和道教經典到朝鮮。第二年，朝鮮的遣唐使前往中國，不但求學佛法，而且學習道教。當時高句麗宰相蘇文曾主張三教互補，共扶社稷。後來的高麗王朝，曆代君主都非常崇信道教，甚至不惜糜費國家財政，在全國各地建立道觀，頻繁舉行齋醮儀式，從而使道教成為國家宗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1110年，宋徽宗向高麗王朝派遣兩名道士教授高麗道士儀式和教理。高麗的福源觀建成後，眾人散布周圍，坐而聽道。中國道士親睹這一盛大場麵，發出了“前此國俗，未聞虛靜之教，今則人人鹹知歸仰雲”的感歎。明朝建立之初，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曾派朝天宮道士徐師昊到高麗，豎立碑石，祭祀山川。雖然此行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宣威示恩，但還是受到了高麗王朝的的高度重視。當然，對於中國道教，高麗並沒有全盤移奉，而是有所創造。文宗王時期建造“八聖堂”，其祭祀的“八仙”就已不是中國的鐵拐李、漢鍾離、張果老、何仙姑、藍采和、呂洞賓、韓湘子、曹國舅，而是高麗的護國白頭嶽太白仙人、龍圍嶽六通尊者、月城天仙、駒麗平壤仙人、駒麗木覓仙人、鬆嶽震主居士、甄城嶽神人、頭嶽天女。
三
我們也必須看到，輸入日本、朝鮮半島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在經曆了不斷地吸收、更生、創新的過程，推動了各自文明長足進步的同時，又從各個方麵，通過各種渠道“反饋”給中國，促進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豐富和發展。
日本在認真吸收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同時，也不斷向中國進行反向輸出，到了宋代，這種情況日益顯著。除了向中國輸出大量的手工器物，日本還保存了許多中國散佚的典籍，其中就有不少非常珍貴的佛教文獻。五代十國後期，吳越王錢俶讀《永嘉集》不明之處甚多，問疑於天台僧義寂，而義寂則告以散佚海外，於是錢俶遣使赴日，重金求購佚籍。在錢俶之後，宋代的知禮、源清、遵式等天台高僧，也屢屢托求日僧抄錄闕經。983年，日本東大寺高僧入宋，向宋太宗奉獻中國珍籍《孝經鄭氏注》一卷及《越王貞孝經新義》第十五卷，朝野上下為之轟動。歐陽修對日僧此舉給予了積極的評價，“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朝鮮的高麗王朝更是重視搜集、翻刻中國典籍，在其收藏的書籍中，有許多就是中國早已散佚的古書或異本。高麗有時還把有關書籍作為“禮品”回贈中國。例如，959年，高麗光宗遣使後周，送來《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雄圖》三卷。其後，高麗使臣又先後來獻《黃帝針經》、京氏《周易占》以及足本《說苑》等珍本。
在佛教文化交流方麵，唐宋時期，日本、朝鮮不但向中國派出了大量的留學僧，同時有不少的高僧來華講法。中國佛教在影響日本和朝鮮半島佛教的同時，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日本和朝鮮半島佛教文化的影響。如前所述，宋代天台高僧托求日僧尋找散佚的佛教經典，就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天台宗在宋代一度複興，而天台宗的複興，高麗佛教也功不可沒，對中國佛學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由於中國經過唐武宗的會昌滅佛運動和唐末五代時期的戰亂，佛教典籍散佚甚多。935年，四明僧人子麟前往高麗和日本等地傳授天台宗，尤其是在高麗收獲頗豐，搜求了大量典籍。960年，高麗王朝特派諦觀攜佛典來中國。諦觀來中國十年後，卒於天台山。其著作《天台四教儀》，成為中國佛學界的重要著述。與諦觀同時的高麗人寶雲尊者義通，早年來到中國，拜義寂為師，成為天台教觀的集大成者，並成為中國天台宗第16世祖。需要提及的是，不惟天台宗，華嚴宗在宋代也曾一度繁榮，這也和華嚴宗經典從高麗王朝的回流是分不開的。
散佚於日本、朝鮮半島的中國古籍的回流，使得中國思想文化的不少珍貴遺產能夠失而複得，具有不容低估的學術價值。天台宗、華嚴宗在宋代曾一度複興，從某種程度上得益於相關佚散典籍從日、朝的大量回歸以及中日、中朝高僧間的交往。可見，在與異域文化的交流中，本土文化隻有對外來文化采取“吸納——融合——反饋”的模式，才能彰顯其魅力。中國如此，日本、朝鮮半島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