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以來中國思想與東亞文化以及歐洲文化的關係
張濤
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不僅在內部各族文化的相互融合、相互滲透中得到了充分發展，而且在與包括東亞文化和歐洲文化在內的異域文化的接觸、交流中汲取了多元營養。惟其如此，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始終能夠保持著旺盛的態勢，並以其強大的輻射力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產生了巨大影響。
一
嚴格說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萌芽於殷周之際，其標誌是《周易》六十四卦的產生。春秋戰國時期，諸子蜂起，百家爭鳴，老子、孔子、孫子、墨子等一批重要的思想家湧現出來，創立了道家、儒家、兵家、墨家等學派，大大推動了中國思想文化的繁榮和發展。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貢獻最為突出，後經子思、孟子、荀子的發揚光大而成為顯學，其理論經典（六經和《論語》、《孝經》等）以及倡導的仁義學說、禮治思想與和諧精神影響最大。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過董仲舒改造和完善的儒家學說從此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統治思想和正統學術，但道家以及其他各家的思想作為一種支流或暗流，依然發揮著較為重要的作用。漢末，以老子和道家思想為根源的道教逐步形成，出現了《太平經》、《周易參同契》等道教經典。魏晉之時，會通道、儒的玄學興起。其間外來的佛教思想又潛滋暗長，但傳統的儒、道等思想又融入其中，使之本土化、民族化，至唐代相繼形成了禪宗、天台宗、華嚴宗、淨土宗等中國化的佛教學派。宋明時期，一批學人以開放的心態汲取佛、老思想，對傳統儒學進行重構，形成了理學或稱道學，其中分為程朱理學（朱子學）和陸王心學（陽明學）。清代又有樸學或者說漢學、考據學的興起。
漢唐以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發展，可以用儒（儒家或儒教）、釋（佛教）、道（道教，也包括道家）三家及其相互爭論、相互攝取、相互融會來加以概括，而這也是不斷吸取外來成分並使自身獲得無限生機的曆程。正是在固守本土思想資源，對外來文化不斷進行吸收、更生、創新的基礎上，在與包括東亞文化、歐洲文化等異域文化進行吸納——融合——反饋的文化互動中，日益彰顯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蓬勃、強勁的生命力和影響力。
二
在漫長的曆史發展進程中，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對日本和朝鮮半島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文化與東亞文化之間的交流日益深化和頻繁。這突出體現在儒學和佛教兩個方麵，道教方麵也有一定體現。
儒學方麵。傳說公元285年（日本應神天皇十六年），朝鮮半島上的百濟人王仁東渡日本，獻奉《論語》10卷。而《論語》輸入日本的可考、可確信的時間是在公元6世紀初的繼體天皇時期。日本係統學習儒家經典和思想，是從6世紀開始的。600年（日本推古天皇八年），日本第一次派出遣隋使，當時統一、強大的隋帝國給日本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04年（推古天皇十二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而對中國文化極為推崇的聖德太子推行新政，以儒學為中心，製定了《憲法十七條》，其中明確提倡“以和為貴”、“以禮為本”等儒家的倫理規範和施政方針。
701年至703年，日本文武天皇為了鞏固儒學，參考唐代製度，製定了《大寶律令》，對儒學在國家教育中的地位、組織體製和教學內容都作了明確的規定。例如，在京師設大學，地方設國學，教授經學、書學、算學，把儒學作為貴族子弟在大學的必修課程，將《孝經》、《論語》、《禮記》等儒家經典列為大學的必讀書目。由此，日本的教育製度也正式確立。奈良、平安時代，儒學更為昌盛。繼唐玄宗加封孔子為文宣王之後，稱德天皇敕封孔子為文宣王（公元768年），命各地祭祀。政府詔令每戶人家必須藏有《孝經》一本，這就使儒學越出了上層社會，進入尋常百姓家，日本的儒學從此逐漸昌隆，日益成為用以維護社會穩定的教化手段。宋代以降，中國儒學發展的新形態——理學也傳至日本，與中國的情形一樣，朱熹和王陽明在日本儒學中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傳至日本的朱子學、陽明學都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其中，朱子學更是成為官學，納入學校教育體係，在各藩的學校中教授。應該說，日本儒學正是從中國儒學中吸取滋養，以中國儒學的發展為原動力，才得以逐步成長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