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3月，中國駐日公使經日本政府同意，選定唐寶鍔、胡宗瀛、戢翼翬、朱忠光、金維新、呂烈煌、李清澄等13人赴日留學。學界通常把此舉視為中國正式派遣留日學生之始。
1901年，清政府被迫舉辦所謂“新政”。是年9月17日，清廷發布鼓勵留學的上諭稱：“造就人才，實係當今急務。前據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選派學生出洋肄業，著各省督撫一律仿照辦理。務擇心術端正文理明通之士，前往學習，將一切專門藝學，認真肄業，實力講求。”次年10月5日，清廷又令：“聞近來遊學日本者尚不乏人。泰西各國，或以道遠費多，資送甚少，亟應廣開風氣。”各省應“選擇明通端正之學生，籌給經費，派往西洋各國，講求專門學業，務期成就真才，以備任使。”類似的上諭還時有頒布。1903年，清廷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學務綱要》強調，日本為出國遊學的首選國家。學部成立後，陸續製定了一些留學教育章程，如《擬定留學生考驗獎勵章程》、《管理日本留學生章程》等，逐漸形成了一套留學教育製度。由於清政府的政策引導，再加以其它因素的影響，20世紀初，大批中國青年學子成群結隊，“好像唐僧取經一樣，懷著聖潔而嚴肅的心情，靜悄悄地離開了故鄉，掛帆而去”。留學生的走向，以東鄰日本為最多，並形成赴日留學高潮。他們當中，有男有女，或官費，或自費；有年長老翁，也有年幼少年；有夫妻同去，有母女同行，但絕大多數為血氣方剛的青年學子。關於留日學生的人數，1900年以前僅161人，1901年274人，1902年574人，1903年1300人，1904年2400多人，1905年8000多人，1906年多達12000多人。當時還有遠赴歐美留學的，但多屬官費，且人數無多。隻是到了1909年，由於美國決定減收“庚子賠款”的影響，清廷決定每年派60名左右的學生赴美留學，人數才有所增加。留美學生多學理工科，這與留日學生多攻文科、軍事科不同。派遣留學生出國，對於教育製度的改革、重視西學風氣的形成、大批人才的培養，起了重大作用。
3.翻譯日文書籍
翻譯日文書籍是近代中國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從某種意義上說，近代中國對於日文書籍的翻譯介紹，也是西學東漸的一種特殊表現。因為國人對於日文書籍的翻譯幾乎全部都是日本明治維新後湧現出的反映新知識、新思想類的出版物，意在借鑒日本學西方成功的經驗。
講到晚清時期的西學東漸，大致可以以中日甲午戰爭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主要從歐美輸入西方科技知識，以適應洋務運動的需要為目的；後一個階段國人在輸入西方自然科學的同時，開始關注和吸收西方社會政治方麵的知識，擴大了對於西學認識的視野。而輸入的國度不僅關注歐美各國，而且把目光擴展到東鄰日本，可以說進入了全方位引進的階段。這是在“甲午喪師，舉國震動”、中國學界麵臨“學問饑荒”的情況下，中外文化交流出現的新動向和國人做出的新選擇。誠如梁啟超所說：
戊戌政變，繼以庚子拳禍，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學子，相率求學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眾。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誌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
從某種意義看來，梁啟超所說“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毋寧謂漢譯日籍“如火如荼”更為確切。
如前文所述，甲午戰後，中國人認識到學習日本明治維新的重要性，逐漸興起了一個學習日本的熱潮。漢譯日籍就是這個學習熱潮中的基本內容之一，廣大愛國的留日學生首當其衝，成為從東洋轉販西學、向國人輸入東學的中堅力量。19世紀末20世紀初，留日學生組織了許多翻譯出版團體，如譯書彙編社（1900年）、教科書譯輯社（1902年）、湖南編譯社（1903年）、會文學社（1903）、閩學會（1904年）等。這些團體通過翻譯出版日本書籍、主辦發行報刊雜誌，介紹了大量傳入日本的西學和日本近代學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