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日本崛起的事實，同樣在清朝統治層中引起了震動，部分官員開始改變以往對日本的漠視態度，而正視如何向日本學習的問題。兩江總督張之洞可謂在這方麵的典型代表。在戊戌維新期間，張之洞寫成《勸學篇》，盛讚日本學習西方的成效，說：
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木、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
他積極主張中國要學習日本振興的經驗，把日本作為出國遊學的首選國家，稱：
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
張之洞的上述見解，在當時不少士人中頗具代表性，中日甲午戰前彌漫於中國思想界那種鄙視日本的偏見，為之一掃。
總之，在甲午戰後的中國，不論是維新派，還是清朝官僚，都認同日本學習西方所取得的成效，把學習日本致強的經驗視為中國走出困境的一種新選擇。至於如何學習日本呢？不少人的回答是：取經於東洋、翻譯日文西書，是一種省工省時省費的捷徑。正如總理衙門大臣在奏折中所說：“近年以來，日本講求西學，大著成效，又與中國近在同洲，往來甚便”，極宜遴選生員派往學習。
三
麵對朝野出現的學習日本致強經驗的呼聲，清朝統治者曾給予積極的回應。當康有為把《日本變政考》進呈時，銳意變法的光緒帝“讀《日本變政考》而善之，再催總署議複，……上時決意變法”。他讀《日本變政考》如獲至寶，“日置左右，次第擇而行之”。國人對於日本崛起經驗的重視，由此可見一般。其時，中國學習日本的途徑主要有三條：一是聘請日本顧問；二是派遣留日學生；三是翻譯日本書籍。
1.聘請日本顧問
甲午戰後，歐美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日本亦不甘落後，趁甲午戰勝之機再圖向中國滲透。派遣日本顧問赴中國，就是一些日本政客的謀算。1898年5月14日，日本駐華公使矢野龍溪致信日外務大臣西德次郎，提出借派遣日本顧問與接收中國留學生以推進日本勢力“悄然滲透於東亞大陸”，“為我商工業向清擴展打開門路”。在中國方麵，清政府在甲午戰敗後迫切需要重振海陸軍，也有借助外國軍事人才的考慮。清朝封疆大吏張之洞不僅有此種設想，而且在1898年初已經與日方人員就招聘日本顧問問題進行了接觸和交涉。未久，張之洞招聘日本顧問便被正式納入中日交涉的議事日程。自是年起，日本顧問陸續來到中國，先是招聘於兩湖、兩江，後受聘於直隸、廣東、四川、福建等省，大多以軍事顧問的身份幫助清政府訓練新軍。初時，來華的日本顧問為數不多，如1901年僅有26人，但到“新政”開展起來後的1908年，人數驟增為550人，大有方興未艾之勢。聘請日本軍事顧問來華，是甲午戰後清政府學習日本的一種途徑。這種做法使日本顧問有計劃地參與了中國的軍事改革，並為改革打上了深刻的模仿日本的印記。晚清新軍的軍製、武備學堂的教育體係、流行於學堂中的教科書，乃至新式軍事工業的建設等方麵，都參考了日本的做法，有些甚至是亦步亦趨，拿來照抄，並未做到真正的消化、吸收與融合。
2.派遣留日學生
中國人留學日本，可以溯至中日甲午戰前。1885年，清政府曾經考慮派遣中國學生赴日留學，但此項計劃的實行並不順利，到1888年原計劃派出的15名留日學生中，隻有張文成一人進入日本的學校。其時，中國國內守舊思想彌漫朝野，清議對學習外邦動輒譏以“以夷變夏”，留學歐美尚成眾矢之的，遑論赴“東夷小邦”學習。近代中國的留學日本熱的真正出現，則始於甲午戰後。
甲午戰後，中國朝野無不為日本的崛起、強大而受到震撼。在康、梁等維新派的呼籲下，清朝最高統治者以對此議予以認同，肯定赴日留學的必要性。維新運動期間，光緒帝發布留學日本的諭令稱：
現在講求新學，風氣大開，惟百聞不如一見，自以派人出洋遊學為要。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誠以路近費省，文字相近，易於通曉，且一切西書，均經日本擇要翻譯，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或由日本再赴西洋遊學，以期考證精確，益臻美備。前經總理衙門奏稱，擬妥定章程，將同文館東文學生酌派數人，並谘南北、兩廣、兩湖、閩、浙各督撫，就現設學堂，遴選學生，谘報總理衙門陸續派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