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知識的廣泛介紹，使中國知識分子的眼界豁然大開。他們開始從更高的層次、更新的角度反省中國的前途與命運。這就是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和曆史責任感的近代文化意識的形成。進步知識分子反對以往那種對西方文明的片麵認識，把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看作一個有機聯係的整體。在他們看來，文化的發達與否是衡量一個民族或國家是否先進的重要標誌。梁啟超在《論中國國民之品格》一文中認為：世界上的國家分三等：有“挾莫強之兵力”的橫行霸道的“受人畏懾之國”；有“坐聽他人之蹴踏操縱”的“受人輕侮之國”；還有“其教化政治卓然冠絕於環球”的“受人尊敬之國”。後者由於“教化政治”發達被認為是上乘的國家。這說明重視文化進步的因素在梁氏的價值觀中據有特殊的地位。進步知識分子把鮮明的文化意識與救國救民的曆史責任感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從新的角度探求西方國家及日本之所以強大和中國落後貧弱的原因。有人撰文指出：文化學術是世界文明進步的動力之一，“泰西何以強？有學也，學術有用，精益求精也。中國何以弱？失學也。學皆無用，雖有亦無也”。世界各國的競爭不僅表現在軍事上和經濟上，而且還表現在學術文化上。中國要救亡圖存，必須在發展“兵戰”與“商戰”的同時進行“學戰”。所謂“學戰”乃是清末仁人誌士要求振興中國近代文化的心聲。他們認為不懂得開展“學戰”，“兵戰”、“商戰”都將不得要領。
怎樣才能建設中國的近代文化，以保證“學戰”順利進行呢？許多人對此作了有益的探索，曾提出五花八門的解決方案。有的主張廢除漢學，有的要求“保存國粹”；有的認為繼續實行“中體西用”的方針。比較起來，梁啟超的主張頗有見地。他認為中國新文化的建設離不開更新國家固有文化傳統的原則，稱：“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前者是指對本國固有文化的改造繼承；後者是指對外來文化的吸收消化。這樣就把繼承本民族文化傳統的精華與學習外來文化的長處有機地結合起來，展示了建設中國近代新文化的正確途徑，較好地克服了“醉心歐化”論和“保存國粹”論的缺陷。
新的文化觀念啟迪了創造新文化的實踐活動。晚清時期，這種工作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即批判封建主義的舊文化和建立資產階級近代文化新體係。
進步知識分子吸取了西學中的民主思想，向以孔孟儒學為代表的封建專製思想體係發起了猛烈的衝擊。他們認為中國社會之所以落後，思想界之所以沉悶，皆源於綱常名教之牢籠，故迫切要求衝破其束縛，擺脫其禁錮。他們大膽破除千百年來對孔子和儒學的迷信，剝去封建統治者加在孔子頭上的神聖桂冠，指出：“‘至聖’兩個字不過是曆代的獨夫民賊加給他的徽號。”章太炎直接批評儒學經典說：“《論語》者晻昧，《三朝記》與諸告飭、通論，多自觸擊也”；孔子“下比孟軻，博習故事則賢，而知德少歉矣。”刊於《新世紀》的《排孔征言》一文更為大膽地提出：“欲世界人進於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進於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在這裏，作者實際已經呼喚出日後五四運動弄潮兒“打倒孔家店”口號的先聲。經過這種衝擊，孔子失去了昔日的靈光，傳統儒學思想體係的堅冰在民主、平等思想的曙光下開始銷溶。
在批判封建傳統文化的同時，進步知識分子以很大的精力從事近代文化事業的建設。在傳統文化日益衰落的情況下，何物可以作為近代新文化的靈魂和內質呢？他們從西方與日本輸入的西學中吸取營養，把近代科學和民主精神當作中國新文化的內質和改造中國社會的寶方良藥。青年革命家鄒容在《革命軍》中熱情洋溢地歡呼：“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梭民約論、孟得斯鳩萬法精理、彌勒約翰自由之理、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等書譯而讀之者也。……夫盧梭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為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魄還魂之寶方。……我祖國今日病矣，死矣，豈不欲食靈藥投寶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則吾請執盧梭諸大哲之寶旙，以招展於我神州土。”西方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革命精神在古老的東方再度發揚光大。
文化是人類曆史實踐的產物，它既脫離不開人類的創造，又深刻地改造著人類本身。甲午戰後，進步知識分子認識到改造民族國民性、提高國民素質問題是近代文化建設迫在眉睫的問題。他們的文化活動正是圍繞著這個問題展開的。許多人對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民眾素質之低劣發出感慨：迷信、愚昧、守舊彌漫於民間，信奉的人生哲學“莫不曰安分、曰韜晦、曰柔順、曰服從、曰做官、曰發財。”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首先破除封建主義的舊道德、舊風俗。革命派中的一些人大膽地提出“三綱革命”、“祖宗革命”、“聖人革命”的激進主張，表達了中國人民對束縛人心達數千年之久的封建道德倫理的強烈抗議。他們主張吸收西方社會道德規範中的有益成份來建立中國新的道德精神，認為新時代的國民應該有的道德品質是國家民族意識、獨立自由精神、權利義務觀念和開拓、進取、創新、競爭的膽識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