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編譯社成立於1902年，組織者是一批湖南籍的留日學生，主要有黃興、蔡鍔、楊毓麟、張孝準、魏肇文、許直等人。創辦以“輸入文明，培養民智”為宗旨的《遊學譯編》，楊毓麟任雜誌主編。該雜誌“全以譯述為主”，“所譯以學術、教育、軍事、理財、時事、曆史、地理、外論為主，其餘如中外近事、各國現今之風俗習尚、材技藝能，無論書報，擇其尤者，由同人分譯”。楊毓麟還以“湖南人之湖南”名義撰寫小冊子《新湖南》，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對推動當時的革命思潮起了較大作用。
會文學社亦稱會文堂書局，後改為會文堂新記書局，1903年成立於上海，主要譯員為範迪吉。範氏在1903年翻譯、出版日本富山房《普通教育百科全書》100冊，舉凡政治、法律、曆史、地理、教育、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質、農學、文學、藝術、宗教、哲學等無所不有，是名副其實的“百科全書”。日本學者姊崎正治《宗教哲學》、加藤玄智《世界宗教史》、蟹江義九《西洋哲學史》、岩崎昌《國法學》、佐藤傳藏《萬國新地理》、山上萬次郎《萬國旅行地理》、飯塚啟《植物新論》、鬆村定次郎《新撰三角法》、真島利行《無機化學》等書皆在其中。該全書使用標準的日本術語，對中國各類學科術語的規範化起了重要作用。這套譯著的出版，正好適應了中國學界所麵臨迫在眉睫的“知識饑荒”的需要，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有人稱：“這套書可以作為本年年度漢譯日本書最高成績的代表。”
除此以外，國內的一些官辦、民營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江楚編譯局、北洋官書局、湖北官書局、廣智書局、文明書局、上海鴻寶齋、開明書店、上海人演社、杭州合眾書局、上海群誼譯社、上海世界譯書局、新民譯印書局等，都翻譯、出版了大量漢譯日籍，是從日本轉販西學的重要出版單位。1896年至1911年間，中國人創辦的翻譯出版日文書籍的機構多達95家。當時的中國人學習日本的熱情高漲，日文譯作數量激增，後來居上，以至超過譯自歐美各國的書籍。中日甲午戰前，輸入中國的西學主要有兩個渠道：一是由歐美傳教士掌控的廣學會譯書係統，一是清朝洋務派創辦的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係統。
廣學會在1900年以前翻譯、編撰出版書籍176種，絕大多數都是傳教士譯自西方的書籍。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到1880年出版的西書就有11類98部，包括算學測量、汽機、化學、地理、地學、天文行船、博物學、醫學、工藝、水陸兵法等內容，全部都是譯自西方的書籍。可見，在中日甲午戰前，輸入中國西學的主要途徑是歐美，而譯自日本的書籍微乎其微。這種情況到甲午戰後則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日本則成為中國學習的對象，漢譯日籍陡然增多。據《譯書經眼錄》統計，在533種譯書中，譯自日本的竟達321種之多，占總數的60％強，比譯自英、美、法、德、俄等國的譯書總和還要多。另據統計，從1896年至1911年，漢譯日籍共958種，其中總類8種、哲學32種、宗教6種、自然科學83種、應用科學89種、社會科學366種、史地238種、語文133種、美術3種，包括了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絕大部分科目，極大地豐富了西學東漸的內容。
四
在晚清，西學東漸經過兩個不同的階段，即中日甲午戰前的西方自然科學傳播階段和甲午戰後西學全麵傳播的階段。漢譯日籍的大規模出版、流行，正是西學在華傳播第二階段中的精彩一幕。由於大量漢譯日籍的輸入，使此期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出現了新的形勢和特點。歸納起來，甲午戰後西學在華傳播有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傳播的西學內容豐富、學科齊全、數量龐大。
甲午戰前，中國雖然已經引進西學，但主要側重於西方科技知識的介紹，至於西方社會科學的介紹則為數不多。這種傳播帶有很大的片麵性。甲午戰後的情況發生了明顯變化。西方的哲學、社會政治學說受到進步知識分子的重視，成為介紹和引進的主要內容。引進的內容以學科計，有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社會學、法學、文學、美學、邏輯學以及包括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質學、醫學等在內的自然科學；以思潮計，包括了上溯古希臘時代的主要學派、文藝複興時期的諸家思潮，下至19世紀歐美流行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各色主張和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派社會主義思潮；以人物計，既有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歐洲古代思想家，又有培根、笛卡兒、盧梭、孟德斯鳩等啟蒙大師，還有康德、黑格爾、亞當·斯密、達爾文、斯賓塞、巴枯寧、馬克思等名家名流，可謂五花八門，包羅萬象。其內容之豐富、範圍之廣泛、學科之繁多實為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