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天子君主被視為是“受命於天”的，自上而下的各階級、各階層，大多相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普天之下的土地財產、民人百姓，皆為天子所有的政治倫理意識，在政治製度上是以分封製的形式體現出來的。在以後的曆史演化過程中，作為一種製度的分封製雖不複存在，但率土皆臣的思想，不但在封建君主直接統治範圍內仍極具影響力，而且作為一種潛意識，時刻都有可能被統治者推行到其實際統治以外的地區或國家。經過了2000餘年的曆史演變，到了明清之際，在東南亞地區形成以冊封和朝貢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宗藩國家關係。
清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規定：“朝貢諸國遇有嗣位者，先遣使請命於朝廷。朝鮮、安南、琉球，欽命正、副使奉敕往封”。具體辦法是由禮部奏請清帝，“遣正、副使各一人，持節往封”。正、副冊封使，皆賜以一品官員的麒麟服色，“以重其行”。
冊封使進入受封國國境後，由該國“邊吏備館傳夫馬。緣途所經，有司跪接”。當冊封使抵達其都城之時，“嗣封王遣陪臣郊迎，三跪九叩，勞使者一跪三叩。延入館，陳詔、節龍亭內，行禮如儀。謁使者三叩”，冊封使“不答”。正式冊封之日“正使奉節，副使奉詔敕，入殿陳案上”，受封國國王“率眾官北麵立，三跪九叩……宣訖，王行禮如初，出俟門外。使者出，跪送”。
在這一宗藩關係的外交體製下，中外間是不可能有“人臣外交”的。當時，雖有清廷官員赴朝鮮、安南、琉球、緬甸等國，但其身份並非國家的外交官，而是代表清廷或清帝對其繼任的國王進行冊封的冊封使，其政治身份和地位不但遠遠高於各藩屬國的大臣，而且高於其國的君主。
鴉片戰爭前，清統治者對世界形勢和國家關係格局的認識，混沌一片，茫然無知，自認為中國是居地球之中，天子所在的“禮義之邦”，“天朝大國”，周邊的一些國家是深受中國影響的“藩屬國”，再周邊則是一些遠離中國文化圈的野蠻的“夷狄蠻貊”。英國等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也被視為遠離孔孟教化的“化外之夷”。
最初，是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家，其後，是英國、俄國、法國、美國等國家相繼遣使來華，紛紛要求與中國建立商貿關係，甚至是近代的國家政治關係。這不僅預示著中西文化、外交體製間的矛盾與衝突不可避免，而且預示著東南亞地區的傳統宗藩國家關係即將讓位於世界性的國家交往關係。
二、中西外交體製的衝突與“人臣無外交”思想的嬗變
“人臣”在“外交”中的地位遭遇西方國家的挑戰，是在清乾隆、嘉慶時期，而中西外交體製的衝突，“人臣無外交”思想遭受嚴重的衝擊並發生重要的變化，則發生於道光、鹹豐時期。
1793年，英國曾派遣馬戛爾尼使團來華，其名義是向乾隆帝補祝八旬萬壽，實則向中國提出諸多政治、經濟、外交要求。
乾隆帝認為：“外夷遣使入貢，其陪臣與天朝臣工相見禮節，自有定製。”馬戛爾尼“雖自稱伊係該國輔政大臣，又屬國王親信之人”，但其至多“不過該國使臣”，而負責接待英國使團的直隸總督梁肯堂、長蘆鹽政征瑞等，皆“係欽差前往照料，該使臣進謁時自應倍加恭敬”。
但是，英國的正副使節認為自己是大英帝國的官員，“品級尊崇”，要求與清廷大臣“須行平行相見”，拒不承認負責接待他們的直隸總督梁肯堂、長蘆鹽政征瑞的地位高於自己，更不肯向其行叩跪之禮。梁肯堂、征瑞等認為自己首先赴英船與之相見，“有失體製”，因此隻令副將王文雄、道員喬人傑二人“過彼船內取看表貢單”。
當時的清王朝，尚處於康乾盛世的光環之下，乾隆帝尚有些大國的氣度，於是訓令梁肯堂、征瑞等：英國使節進謁兩位大臣之時，若“行叩見之禮，該督等固不必辭卻，倘伊等不行此禮，亦隻可順其國俗，不必加之勉強”，指責征瑞說：“試思該使臣向征瑞行叩見禮，亦無足為榮，即不行叩見禮，亦何所損？”這一譏評，並及直督梁肯堂，“梁肯堂若亦計較至此，更成笑話”。
然而，伴隨著大清帝國的衰落，以及清廷對於英國認識的變化，清廷上下對於為“人臣”者在與英國使臣交接中的政治關係與禮節則變得敏感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