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在奏折中特別強調，上述認識是其三年來體察夷情，揆度時勢，熟審事之輕重緩急後，總結出的“不得不濟以權宜變通之法”。道光帝在其奏折上朱批：“隻可如此處之”。這種認識，並非是清廷君臣對於中外形勢和國家關係的正確認識，而是其對傳統中外體製之防潰決，“人臣無外交”舊製失敗的悲哀與無奈的真實再現。
1868年，清海關道誌剛隨蒲安臣使團出訪西方各國時，西方國家的外交及其禮儀慣例給其以深刻的印象，美國外交部長舉行的外交例會等，尤為令其稱道不已。他在出使日記中寫道：“華大臣（美國外交部長華爾特）每隔數日，即做一會。屆時而往，已有各國使臣及各大員鹹集……逐一執手相見……因思此等聚會，雖係西國之俗，而實具深意。蓋總理各國事務者，時與各國親信大臣聚首言歡，融為一氣。無論偶有抵牾，無不可盡言之，言無不可輸之情。而連環交際，無非排解調處之人。是以各國之勢，易於聯屬”。在此，他特別提出，美國外交大臣的作法，“與人臣無外交之義，其用不同”。
清廷從“人臣無外交”到“人臣辦外交”，再到“親王外交”，其中既有中國半殖民地外交的屈辱與無奈，又是按照中外商定辦法依約而行的國際外交慣例，同時也是中國外交從傳統封閉到近代開放的進步。“人臣無外交”的思想或體製，嬗變為近代的國家外交；東南亞發地區傳統的宗藩國家關係，發展變化為近代國家關係，當是一種曆史的必然，同時也是一種曆史的進步。
（作者簡介：王開璽，男，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
甲午戰敗與光緒甲午新政的啟動——甲午戰敗對光緒的刺激以及由此引發的變革
孫燕京
甲午戰敗是中國曆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拐點。
它徹底打破了中國士人心目中“天朝上國”的幻夢，一時間，民族生存乃至文化存廢成為需要抉擇的迫切問題。
戰敗強烈刺激了光緒皇帝，由此，光緒主持甲午改革被推上曆史進程；所謂“光緒甲午新政”是指1895～1898百日維新之前一段時間由光緒皇帝倡導的新政改革。說到光緒甲午以後的新政改革，學界往往用“戊戌維新”或“慈禧新政”冠名，有意無意間忽略了光緒作為改革倡導者所起的作用和自主推行的新政。翻閱甲午戰敗至1898年戊戌變法之前的光緒上諭，新政諭旨幾乎鋪天蓋地，表明光緒受到強烈刺激後痛下改革的決心。其後，光緒甲午改革與民間康梁領導的維新運動交彙成巨大的時代改革洪流。筆者覺得，學界所共識的“戊戌變法”、“慈禧新政”都不足以定位光緒的作用，是以提出“光緒甲午新政”的論點。另外，此論文是在日本新澙國際情報大學參加學術討論會的發言稿，所論範圍有限亦相對淺顯。對光緒甲午新政的討論，筆者還將撰文闡述觀點，謹此說明。戰敗震驚了中國社會各階層民眾，至此，覺醒和救亡圖存成為時代主旋律。
一、甲午戰敗對中國的強烈刺激
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屢遭外敵入侵，而且多數以中國失敗告終。這種結局對清政府、對朝廷當權派不能不是很大的刺激。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陷天津、北京，火燒圓明園，導致鹹豐皇帝倉惶出逃，沒幾年便病死承德避暑山莊。不過，這些戰爭的影響，不是範圍有限，就是陰雲很快過去，並沒有帶來中國知識群體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驟然覺醒”。大體可以說，對中國政府、知識精英和民眾而言，近代以來，遭受失敗的刺激沒有一次像甲午戰爭那樣深重。
為什麼甲午戰爭之前也受外敵入侵、也有重大失敗，卻未造成如此之大的愴痛呢？換言之，甲午戰敗，為什麼形成如此之大的刺激和愴痛呢？
我認為至少有以下三方麵原因。
1．相比之下，戰爭的範圍是局部的；來犯之敵不為中國所了解
甲午戰爭之前，中國曾經兩次遭受強敵入侵，分別是1840年英國發動的第一次鴉片戰爭、1856～1860年英法聯合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這些戰爭都以中國戰敗，被迫簽訂城下之盟而告終。戰後，中國被迫開放了通商口岸、被迫償付戰爭賠款、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都遭到破壞。但這些災難未能形成知識群體以及廣大民眾心理層麵上的衝擊。
一方麵，中國自古有“勝敗乃兵家常事”的古訓。打不過可以用“羈縻”“和戎”這樣的手段解決。同時，和戎也是一種經常的、必要的選擇。因為相對於周邊民族來說，中國長期處於優勢地位，逐漸形成一種優容、自大的心理。這樣的心理不是一、二場失敗所能撼動的。至於那些少有聯絡的“小國遠夷”，更不為中國官民重視，甚至沒有人願意知道他們國家的位置、人民的寡眾。“天朝上國”的觀念幾近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