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在批準《馬關條約》的同時，光緒皇帝開始係列改革。1895年5月11日，光緒下詔解釋不得已批準“和約”的苦衷，說：“用是宵旰旁皇，臨朝痛哭，將一和一戰，兩害兼全，而後幡然定計。嗣後我君臣上下惟期艱苦一心，痛除積弊，於練兵、籌餉兩大端實力研求亟籌興革……”幾天後舉行的殿試（科舉最高級別考試）中，其“策論”就是討論如何練兵的。此後數年，光緒甲午新政持續鋪開，至少涉及“練兵”、“籌餉”（1895年5月11日）、“興學”、“謀求與列強修約增加進口稅”、“興建鐵路”（1895年7月14日上諭），“蠲除痼習，力行實政。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礦產，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而大抵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1895年7月19日上諭）；“自開通商口岸”（1898年3月24日上諭）等方麵。這裏，“恤商、惠工為本源”明顯地超越了洋務運動的宗旨，成為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綱了。此期涉及變法改革的上諭刊載在《光緒朝東華錄》、《景皇帝實錄》等文獻，幾乎覆蓋了1895至1898年“百日維新”的數年間，這裏無法一一列舉，俟後撰文論說。
實際上，光緒甲午新政轟轟烈烈展開之日，正是維新派奔走呼號之時。當著上下改革聲浪風雲際會，它的頂點——百日維新便不可遏製地到來。
那麼，光緒甲午新政為什麼沒有成功呢？它與維新派的參與是什麼關係？與慈禧又是什麼關係？它的曆史地位應該如何評判？這些並不是本文所要解決的問題，本人將另行撰文進行討論。我覺得說到底，是朝廷內部的權力鬥爭中止和顛覆了光緒改革的步伐。
縱觀曆史，光緒甲午新政、戊戌變法、慈禧新政是在甲午戰敗影響下發生（甲午戰敗引發的瓜分狂潮又誘發了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的係列改革活動，它是時間上連續發生的曆史進程；從空間上說，又逐漸形成朝野上下、中央與地方不斷呼應的態勢；從內容上看，它超越了洋務運動的“器物層麵”，向製度領域、思想觀念層麵不斷發展。實際上，統治階級的權力爭奪根本無法改變近代改革的大趨勢。
從更長遠的曆史作用來看，甲午戰爭具有明顯的雙重作用：一方麵，它給近代中國帶來了深重的民族災難；另一方麵，它強烈刺激了光緒皇帝，使他下決心變法，走上改革強國之路；它強烈刺激了中國，促進了中華民族的真正覺醒。
（作者簡介：孫燕京，女，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
冷戰後的中日經濟協作
李誌英
“中國和日本一衣帶水、毗鄰而居。兩國人民有著長達2000多年友好交往的曆史。曆史經驗告訴我們，中日兩國必須走和平、友好、合作之路，這是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確選擇。”這是2008年5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胡錦濤在與日本國首相福田康夫會談時講的一段話。回顧冷戰以來的曆史，中日兩國的經貿關係走過了風風雨雨，但總的基調是協作互惠，給中日關係的發展帶來了積極影響。
一、冷戰後中日經濟往來
冷戰後，中日兩國的經濟經曆了不同的發展曆程。
從中國方麵看，冷戰剛剛結束時，鄧小平到中國南方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發表了具有曆史意義的南巡講話。在講話中，他特別以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國經濟發展的經驗為例，提出了加快經濟發展速度的問題。他說：“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曾經有過高速發展時期，或者若幹高速發展階段。”他認為，如果經濟發展速度上不去“就等於停步，甚至等於後退。”中國的經濟在1984年至1988年有過一個發展比較快的時期，國民財富有了巨額增加，整個國民經濟上了一個新台階。此後中國經濟的發展進入治理整頓時期。鄧小平認為雖然治理整頓是必要的，但是發展經濟不能隻求穩，“穩定和協調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發展才是硬道理。”他疾呼“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要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一切反映現代化、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隻要是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於增強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事，都應當大膽的去試驗，大膽的去改革。要力爭經濟的發展每隔幾年上一個台階。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中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快速發展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