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真正的領者導，要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因此，做領導的要了解人才的特長、特點，甚至會識別人才的真偽，要通過察言觀色、工作實績考察和他人評價來選拔人才、使用人才，防止“偽人才”占據高位、顯位。另外，要根據人才的實際情況安排適當的職位，真正做到惟賢是舉、量才錄用。
曾國藩駐軍安慶的時候，湖南的同鄉不少人前來投靠，有一位戚姓同鄉從湖南趕來，行李簡單，衣服破舊，沉默寡言，一瞧便知是為生計所迫而投奔軍營的窮苦人。曾國藩見到家鄉人不免要熱情寒暄一番。在曾國藩打聽家鄉的一些事情和親友的情況時，戚姓同鄉回答拘謹，很顯然是不善言辭的老實人。不過，偶爾在關鍵處說上幾句，話語很中要害。曾國藩決定對他考察一番，先給他一些事情做。
曾國藩有一個固定的習慣，在每次吃飯的時候都召集幕僚們在一起吃，沒有人敢違背曾國藩所製定的規矩。一天，戚某吃飯時發現飯中有顆稻粒，就把稻粒扔了出去。曾國藩看在眼裏，心中有些不滿，但當時也沒有說什麼。吃過飯後，曾國藩讓幕府支出“應備銀”二十兩，贈給戚某做回家的川資。戚某得知後非常不解。無奈之下，詢問曾國藩的表弟彭傑南，希望彭傑南為自己講情。曾國藩對彭傑南說：“這個老鄉不地道，莊稼人吃飯時連一顆稻粒都扔掉，不應該啊！自己不是豪富之家出身，從莊稼地裏來到軍營不過一個多月，就變成這個樣子!我恐怕他貪圖享樂、富貴忘本，也吃不了軍營的苦，還會為我帶來麻煩。”彭傑南說：“這件事情算不上大的過錯，也許他是怕人笑話，您可以再找些事情給他做，再試試他。”
曾國藩喜歡吃新鮮的蔬菜，自己有一個菜園。於是，曾國藩就讓戚某主管菜園。戚某經過上次的事情後變得勤勉自勵，每天和傭耕的人一起辛勤勞動，從早到晚不得片刻的閑暇。曾國藩通過一年多的暗中觀察，發現他和別人通力合作，而且始終不渝。曾國藩對他的看法改變了，把他召了回來並讓他擔任重要的職務。戚某感恩戴德，更加勤勉公事、恪盡職守，最終由一個鄉下的農夫扶搖直上，官至觀察使，加布政使銜。這件小事足可以反映曾國藩對屬下要求之嚴。
曾國藩出生在一個大的家族，人丁興旺，子侄甚多。加上曾國藩科舉出身，中舉人，中進士，點翰林，又外放做過主考官，同年同窗、門生故吏眾多。但曾國藩始終堅持甄選人才，量才錄用。有才的人放在適當的位置使用，沒有才能的人遣送回家。不僅如此，曾國藩還經常教育其弟曾國荃等人要學習識別人才，善於使用人才。
據說當年曾國藩進京趕考時，盤纏拮據。幸虧曾國藩的五舅變賣家產，為曾國藩湊足盤纏。曾國藩對此十分感激，一直念念不忘五舅的恩德。曾國藩在朝中做官後，每年都要寄回銀兩接濟依然貧困的五舅，報答當年的恩德。
1861年，曾國藩打下安慶後，特地把五舅接到安慶住了一段時間。當五舅過世後，五舅的獨生兒子前來投奔已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曾國藩自然要給予照顧。然而這位表弟既沒有才學又懶惰散漫，交辦的事情幾乎無一成功，還總愛以總督的表弟自居，有些狂妄傲慢。曾國藩認定這位表弟屬於不堪造就之才，盡管五舅生前對自己有恩，還是委婉而堅決地勸說表弟還鄉。
曾國藩選拔人才的觀點是“深識之士不願牛驥同槽。陽鱭得意，而賢者反掉頭去矣”。因而，對有真才實學的人，量才使用，提供發展的機會和舞台；對平庸無能之人，堅決不予收留。因此，曾國藩的幕府和軍帳內確實彙集了一群文武幹練的人才。
曾國藩常常這樣告誡自己，不能因為自己而埋沒了人才，也不能選出華而不實或碌碌無為的人，這樣都會貽誤將來的事業。選拔人才是有難度的事情，曾國藩也歎道：“人不易知，知人不易。”誰是卑鄙猥瑣不堪重用的人?誰是才華卓越不同流俗的人?也許隻有通過觀察和任用才能辨別，而且要長時間的觀察。領導者絕不能任人惟親，隻有量才錄用，任人惟賢，才能長保不敗。
4.善用偏才，揚長避短
曾國藩對於偏才和大器晚成者不離不棄，而是揚長避短，給予充分的磨煉，促其成長。
王珍，字璞山，湘軍猛將，與鮑超齊名。太平軍稱鮑超為“豹子”，稱王珍為“斑虎”，由此可見王珍的勇猛非同一般了。
王珍是湘軍中治軍極嚴的統領，他著有《練勇芻言》一書，湘軍後來的規章製度，大都是延用王珍的話。王珍在軍紀中規定：“士兵懷銀十兩者斬”，很多人都不明白是什麼原因。原來王珍軍中士兵的餉銀，都是由營部直接交到士兵家中，因此，士兵身上有十兩銀子，便可推斷銀子不是搶來的，便是賭博贏來的，所以要把他殺了。還有吃飯不給錢，買東西不給錢的，隻要犯了這樣的錯誤也必然給以嚴懲。左宗棠最敬佩王珍，然亦謂其待部下過於嚴格。
但是王珍為人有一點不好，喜歡誇大事實，而曾國藩一向討厭誇大其辭的人。王珍有一天對曾國藩說：“我隻要招兵三千，就可以把太平軍消滅掉。”曾國藩一聽，大驚失色，寫信告誡王珍。
王珍接到信後，不以為然，依舊我行我素，曾國藩深感憂慮，在致駱秉章的信中說：“璞山不諒我心，頗生猜嫌，待所今亡劄飭言撤勇者，概不回答，既無片牘，又無私書，曾未同涉風波之險，已有不受節製之意，同舟而赴敵國，肝膽而變楚越。”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曾國藩對王珍的言行很是不滿，因勸阻無效，兩人已經鬧翻。
王珍對曾國藩如此不敬，因其是難得的人才，雖然有缺點，但曾國藩並不因此嫌棄他。王珍屢次違抗曾國藩的命令，曾國藩在關鍵時刻照樣事事處處關照他，絲毫也沒有因王珍的不敬而打擊報複。江西林頭山大戰，王珍身先士卒，率軍奮勇作戰，大破太平軍20餘萬，一時間湘軍聲名大振，名揚天下。
曾國藩知悉王珍破敵的消息，連夜趕寫奏折，為王珍請功。未曾想到這位為初建湘軍立下汗馬功勞，作戰威猛不可抵擋的湘軍將領，因為操勞過度，積勞成疾，暴死軍中。曾國藩得知王珍暴死的消息，不禁痛哭流涕，旁人也無不痛惜。從這裏可以看出，曾國藩不僅注重人才，並且有容人之量。他在鹹豐三年五月十八日與《與張亮基》一文中曾說到：“這一地區的文官中如魁太守、朱縣令等，武官中如塔參將、景都司，都忠心赤膽，奮發有為，可以和他們一同伸張大義。而其中的塔玉山參將，是被烏都統賞識的頂頭人物，實屬很難求得的人才。近來聽說您因為他未肯前往桂東增援狠狠地督責了他，求您稍稍從緩處置，等我再仔細對他考察一番。人才難得，隻怕因小錯而損失了有用之才啊!”
偏才大多具有獨特的才能，善於使用，發揮其特長，避其短處，必能取得較大的成功。曾國藩能成就一番大事業與他的這種智慧是分不開的。
5.多方考察，選才有道
曾國藩在選用人才方麵，自有一套標準。這些標準或許大悖於一般所謂“惟才是舉”的說法，不過事實證明他的做法是很有實益的。
第一，曾國藩的用人標準特殊之處在於：“忠義血性之人最可用”。所謂忠義血性，就是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覺維護以三綱五常為根本的封建統治秩序。他說：
“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巨細，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功則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萬不可帶勇，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持。”
選用具有“忠義血性”者為將領，可以起到表率作用，“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這樣便可以帶動全軍效忠封建王朝，從而能夠使這支新興的軍隊——湘軍——不但具有鎮壓農民起義的能力，同時還具有“轉移世風”的政治功能。
曾國藩識用鮑超，就是重“忠義血性”的例子。鮑超是今重慶奉節縣人，因家貧從軍，行伍出身。鹹豐三年，他入湘軍水師，任哨長。攻克武昌後，鮑超升為參將，改領陸軍，曾解曾國藩祁門之危，後官至湖南提督，乃曾氏帳下一猛將。
鮑超不識文墨，僅認得自己的姓名，但作戰勇敢，帶兵有方，其憨直更令曾國藩喜愛。有一次，鮑超孤軍被困九江，欲派人向曾氏求救，叫文書寫信，多時未完。鮑超心急，頓足道：“都什麼時候了，還咬文嚼字!”立即喊親兵拿來一幅白麻，自己握著毛筆，於幅中大書一“鮑”字，四周作無數小圈圍繞，急急封函，派人送去。眾人不解其意，曾國藩大笑說：“老鮑又被圍矣!”於是派出援軍。
曾氏知鮑，鮑亦敬曾。有次鮑超學寫“門”字，末筆沒有寫上鉤，別人告訴他還缺一鉤。鮑超指著廳中大門：“兩邊不都是直的麼，哪裏有鉤?”正好牆上懸著曾國藩所贈對聯，中有“門”字，這人於是說：“曾大帥寫門字亦有鉤矣。”鮑超一看果然，即跪地三叩首，說：“先生恕吾武人!”
第二，曾國藩強調“廉明為用”。對於“廉”、“明”二字，他解釋說：
“弁勇之於本營將領，他事尚不深求，惟銀錢之潔否，保舉之當否，則眾目眈眈，以此相伺；眾口嘖嘖，以此相譏。惟自處於廉，公私出入款項，使闔營共聞，清潔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賞，又常常從寬，使在下者恒得沾潤膏澤，則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臨陣之際，看明某弁係衝鋒陷陣，某弁係隨後助勢，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見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證之以平日辦事之勤惰虛實，逐細考核，久之，雖一勇一夫之長短賢否，皆有以識其大略，幾於明矣。”
“廉”，對於軍隊來說是極為敏感的問題。綠營將帥克扣軍餉、冒領缺額以自肥的現象，早已是公開的腐敗行徑。這深為士兵所不滿，嚴重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曾國藩在新組建的軍隊選將問題上高度重視，因為它直接關係到湘軍的戰鬥力。
“明”是指將領要做到賞罰分明，是非不淆。“人見其近，吾見其遠，曰高明；人見其粗，吾見其細，曰精明。”對於一般將領要求其“精明”，而對於高級將領，則要求其必須“高明”，這樣才能夠具有遠見卓識。曾國藩反複強調將領要具備“廉”、“明”的品質，這對於改善官兵關係，提高戰鬥力，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