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博弈經濟學和你想的不一樣
做“大豬”還是做“小豬”
經濟學裏有一個著名的案例，講了兩頭豬的智鬥故事。
大豬和小豬共住一個豬圈，為吃食競爭。豬圈一側有一個踏板，另一側有一個食槽。每踩一次踏板，自動投食機就會向食槽投放一點飼料。這樣，一隻豬去踩踏板，另一隻豬就會搶先吃到食物——如果小豬踩動踏板，大豬就會在小豬跑來之前吃光東西；如果大豬踩動踏板，則有機會在小豬吃光之前跑來，搶到一點殘羹。那麼，兩隻豬會采取什麼策略呢？說出來大家可能會有些難以置信，結果隻能是一種——強壯的大豬奔忙於踏板和食槽之間，而小豬則等在食槽旁邊，坐享其成。
這是為什麼呢？以小豬為例，對它而言，自己去踩意味著一無所有，但不踩則會出現兩種可能：一、大豬去踩，它可以坐而待食；二、大豬也不踩，雙方幹耗，最終都會餓死——但這與小豬去踩的結果並無二致。對大豬來說，由小豬去踩踏板也是上策。但是，如果雙方都靜觀其變，由於大豬的身體需要更多的能量，因此消耗不起。最終，結果隻能是大豬去踩，並跑回來爭食，這樣多少還是有些收獲。
這個耐人尋味的故事屬於經濟學的博弈論範疇。博弈論在經濟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本文提出的這個“智豬博弈”早已作為一種博弈模型，應用於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麵。戰爭、政治、商業、體育比賽……幾乎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而在職場當中，經常會看到這樣的景象：任務完成，論功行賞時，有一些員工不勞而獲，就像故事中的小豬，而另一些人費力又難以討好，就像故事中的大豬。能者加班，而大夥一起拿加班費，就是這樣一種情況。
當公司需要加班時，常常出現“人多力量大”的狀況，不論事有多大，加班員工越多越好。本來一兩個人就可以做完，總會有四五個甚至更多的員工湊在一起。由此，“智豬博弈”就會出現。如果大家都耗在那裏，不去工作，結果當然是“三個和尚沒水吃”，完不成任務。但是，當中能者礙於麵子或者責任心，往往不便坐而待之，就去主動完成任務。由於大家對彼此的行事規則早已清楚，其餘員工在加班中便多是出工不出力。工作一旦完成，大家便共拿獎金——由此，能者成了辛苦的“大豬”，而其他人則成了舒服的“小豬”。要解決此類問題，關鍵在於企業要充分了解員工，辨清能者與普通職員。如果工作有難度，則將其交給能者；如果工作人人都能勝任，則要讓加班的人數和工作量相對應，不要造成人員浪費。一句話，“因事設崗，因事用人”，隻有這樣才能促使職工發揮自己的能力。
除去加班，在向老板爭取增加薪水或者福利時，也會出現。當一名員工被推選為代言人與老板談判時，他在為公司所有員工的利益而努力。然而，同為可能受益者的其他人卻在此刻扮演了“小豬”角色，躲於幕後。如果談判成功，他們可以輕鬆分一杯羹；如果失敗，他們也可以全身而退，甚至發表一通與我無關的言論。而那名與老板談判的員工，扮演了“大豬”，卻有可能因此成為一名犧牲者——實際上，像這位勇於代言的職員，在公司裏往往是那些胸無城府，而又總想樹立積極形象的人。要解決這一問題，關鍵在於公司要加強民主參與決策，讓每一位員工都有合適的途徑表達自己的觀點，從而避免“智豬博弈”的出現。
不僅在日常工作中會出現“智豬博弈”，在應聘工作時，有時也會發生。
某名牌大學麵向社會公開招聘兩名教授，分別負責經濟學和會計學。招聘伊始，便應者甚眾，競爭激烈。經過長時間的層層選拔後，有兩個教授（稱之為甲和乙）贏得了機會，開始最終定崗。大學規定，會計學教授月工資6000元，而經濟學教授月工資4000元，而甲、乙兩人都想去從事會計學，由此開始最後一次競爭。雙方的大體情況如下：二人均有會計學碩士學位，同時又兼有會計學和經濟學兩方麵的教學經驗，而且，甲的會計學教學經驗還優於乙。依正常邏輯推測，甲教授已經占得先機，獲得會計學教授職位順理成章。甲教授對此也頗有信心。在與學校談判過程中，他除了詳談自己的會計學教學經驗外，為了證明能力，還談起自己的經濟學教學經曆。然而與之相比，乙教授采取的競爭策略令人匪夷所思：在與大學談判中，他極力否認自己具有經濟學教學經驗，甚至還有意貶低自己，聲稱如果自己去講授經濟學，實屬將誤人子弟。從甲、乙教授向大學一方傳達的信息中可以看出，乙故意拉大了自己與甲的實力差距。然而，最終定崗結果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乙非常愉快地獲得了會計學教授職位，而甲隻能退而求其次，教授經濟學。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個最終結果？更有能力和經驗的甲教授為什麼會在這場競爭中失利？這就需要應用“智豬博弈”來進行分析。該大學在整個招聘過程中，層層選拔，在最後選定兩位佼佼者後，已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除非出現極其特殊的情況（如天災人禍），基本不可能再重新招聘。而對於兩位教授而言亦是如此，也都不太可能隨便丟掉觸手可及的美差。對此局麵，實力稍遜的乙教授了然於胸，主動充當了“智豬博弈”中的“小豬”角色，釋放出“寧可失去職位（實則當然未必如此），也不願擔當經濟學教授”的煙幕彈。相比之下，甲教授的做法就遜色不少，在無意當中充當了知識淵博、能力全麵的“大豬”角色。麵對兩位教授的策略，大學由於難以再開展新一輪的招聘，隻能作出讓甲去教授經濟學的選擇。
這一事例無意否定知識的價值，而是指出，麵對這一看似有悖事理、有違公平的“能者退其次”的結果，我們應該充分意識到，博弈論在此起了關鍵作用。回頭再看，設想如果甲教授了解“智豬博弈”，吃透競爭形勢，隻要采取和乙教授同樣的策略——“一定要教授會計學”，就很可能達到目的（因為他確實比乙要強一些）。但是很遺憾，他在“智豬博弈”當中扮演了能力更強，卻費力不討好的“大豬”角色，輸掉了競爭。
在企業的日常管理當中，管理者要了解“智豬博弈”，懂得手下的員工在工作過程中運用的“智豬博弈”，從而使能者得到回報，區分坐收漁利的人，更不能讓渾水摸魚者占了便宜。
大豬四處奔波，小豬坐享其成，“智豬博弈”損害了辛苦、能幹的人，然而這卻符合博弈論的規律。作為員工要了解博弈論，在人際關係複雜的企業裏，學會切實維護屬於自己的利益，作為管理者要了解博弈論，學會用特殊的方式去處理人際關係，保護能幹的員工，維護員工利益。
耐人尋味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既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小故事，又是一個經典的經濟學博弈論。警察抓獲了兩個重要的嫌疑犯，卻隻掌握了很少的證據，如果就此量刑，嫌疑犯將隻受到很輕的懲罰。所以，警察就動用了這樣一個辦法。將兩人隔離，然後分別對每個人說：
1、如果你認罪，而你的同夥沉默，那麼他將被判10年監禁，而你將馬上獲得自由；
2、反過來，如果你的同夥認罪，而你保持沉默，那你將被判10年，他將自由；
3、如果你們兩個人都認罪，每人都將被判5年監禁；
4、如果你們兩個人都沉默，你們每個人隻會坐1年牢（因為警察證據不足）。
稍加分析，我們會發現，每個嫌疑犯可能麵臨的監禁分別是10年、5年、1年和0年。從他們的角度來說，當然希望避開10年的漫漫鐵窗生涯，從而馬上自由。但是，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每個人最終的刑期並不是由他自己決定的，而是兩個人一起作出選擇後的結果，即需要兩人共同來達成。讀者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設身處地，將自己置於嫌疑犯的角度去考慮，就會發現其中有許多奧妙，甚至還能體會到有關人性的問題。
當然，經濟學家更關心的是其中蘊藏的“博弈論”原理。一般的講，經濟學理論認為，市場中的每一個個體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過，做生意的人都不是傻子，你希望利益最大化，我也肯定如此。假設我是其中的A嫌疑犯，當然希望自己“坦白從寬”，而B“抗拒從嚴”，可是多年的“社會經驗”告訴我，B肯定也會這麼想。退而求其次，隻坐1年監禁也不錯，前提是兩個人都得沉默，但是那樣做我將冒極大的風險（因為B可能會招供）。思來想去，決定自己還是招供，這樣避開了10年牢獄，最多也就是坐5年，而對雙方都有利的1年刑期就不作指望了。
“兩人同坐五年牢”的結果，就會出現了。
以旁觀者的角度看，“囚徒困境”顯然不是一個最佳的結果。然而，它竟然是符合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被譽為經濟學聖人的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有句名言：“一個人通過追求自身利益，常常會比他實際上想做的那樣能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呢？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中，每一個人都從利己的目的出發，而最終全社會將達到利他的效果。通俗點說，就是“人人都為自己好，社會就會變更好”。但是上麵的“囚徒困境”卻對斯密提出有力挑戰：對兩個嫌疑犯來說，在斯密精神的指導下完全為了自己好，結果卻是大家都不好。最有利的1年監禁沒有出現，兩個囚徒損人而不利己，一個悖論就此出現——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個悖論動搖了西方經濟學的基礎。我們已經知道，在“囚徒困境”中，如果兩個嫌疑犯相互串供（經濟學上要文雅一些，稱之為“合作”），就能達成最好的結果；或者換個角度，當他們都首先替對方著想時，也能共同獲得最短時間的監禁。這時，問題就變得深刻了：每個人的利己行為，導致的最終結局卻是對所有人都不利，隻有合作，才能使得大家獲得最多的利益，形成所謂的“雙贏局麵”——話說回來，這個結論又何嚐不直指人性的本質呢？
如果將“囚徒困境”運用到真實的生活中來，我們會看到在社會、經濟、政治、管理和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麵，都存在著司空見慣的博弈現象。
在我國，老百姓經常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家電價格大戰，他們瘋狂的降價，以期占據市場。消費者當然是受益者，但是，廠家價格大戰的結局卻往往令他們很失望。跟“囚徒困境”的結果一樣，損人而不利己，最終是誰都沒有錢賺，甚至還瀕臨破產。價格戰對廠商而言無疑意味著自殺。因此，一個正確的解決方法應該是廠商采取合作的態度，通過建立行業協會等方式避免這種沒有意義的價格戰。
“囚徒困境”還適用於我國的“環境汙染問題”。應該說，有些企業很清楚環境汙染的危害，也不願意這麼做，但在很多情況下卻被迫放棄汙染治理。這是為什麼呢？我們作個假設，即政府沒有嚴格的管製，那麼企業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就必然會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如果其中一個企業家良心發現，自願投資治理汙染，那麼他的生產成本必然增加，從而不得不提高產品價格，最後，在市場上失去競爭力，導致破產。實際上，我國的企業在上個世紀末的做法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換取企業生存的空間的，這對於企業和社會的長遠發展是極其不利的。而在政府加強了汙染管製後，企業都投入了成本以有效降低汙染，即在“治汙”上采取了合作的姿態，結果是獲得了與高汙染時期同樣的利潤，但是環境卻得以大大改善。
企業要發展要壯大，不要選取一些過激的方式，像降價等這種不合理的競爭方式更是不可取的，隻有和同行業者保持合作的態勢，這樣才能避免出現“囚徒困境”，使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進入正常的軌道，這樣才能真正的壯大企業的實力。
隻講個人、隻求利益，這樣的企業遲早會變成“困境中的囚徒”。企業要打破固有的思維模式，采取合作的方式，維護大家共同的利益，才會出現市場的繁榮，實現企業發展。
逆向選擇導致的結果不是最好的
有這樣一則趣聞：
一位大齡男青年多次在婚姻介紹所征婚都沒有結果，不是這裏不滿意，就是那裏不中意。時間長了，漸漸也就對征婚失去了信心。不料，婚姻介紹所又一次給他精心推薦了一位女士，稱對方長得溫柔賢惠、楚楚動人，但是男青年根本不信。婚介所就給他一段關於此女士的個人光盤以證明所言非虛，再加上婚介的一番誇讚，男青年動了心思，向婚介所付了費用。然而在經過一段時日的相處後，男青年發現自己再次上當，因為對方有著女性裏比較罕見的口吃病。憤怒之下，男青年去婚介所索要費用，但是對方卻明確拒絕，理由很簡單：我們最初提供的信息是真實的——她確實長得不錯——我們並沒有說謊。
我們可以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一下，男青年吃虧在什麼地方。我們知道，在市場上比如本例中提到的婚介，任何一方都應盡可能多地掌握信息，另外，如何傳遞信息也很重要。婚介提供女士的信息時，肯定了解該“商品”的詳細信息，但是卻在傳遞信息的過程中使男士處於不利地位，他並不了解她的某些不利的特性。結果，在付費之後才驚覺上當。由此可見，買賣雙方對商品的了解如果處於信息不對稱的狀態時，信息較充分的一方將更加有利；反之，信息不充分的一方就被動了。
在生活中，有些人常常會因虛假廣告而上當受騙，蒙受損失，這便是由“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最常見的就是電視上的那些功能強大的手機廣告了，電視中的男男女女們，用很激情的方式傳遞著這款手機的強大功能，價格如何的便宜，而其還說此款手機是限量發售的，想要的朋友就趕緊拿起手中的電話搶購吧，造成一種極其缺貨的樣子，但是廣大的消費者卻不知道這樣的“山寨貨”不僅功能不強大，而且質量也很差。就是這廠商隱瞞了產品的實際情況造成的。
“一個人掌握的信息達到何種程度，就會采取相應的選擇。”在雙方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總體而言，誰處於信息劣勢，就會處於博弈劣勢。因為虛假廣告上當，從表麵看是因為受害者目光不夠準確，一時衝動花錢當了冤大頭，但是以信息經濟學的眼光看，則是由於受害者掌握的信息不夠充分，隻能根據手頭僅有的信息作出選擇。消費者總是希望能買到質優價廉的商品，但是現實生活中常常會出現買回的東西用了不久才發現質量糟糕的情況，這就是因為他當初購買該商品時掌握的信息處於劣勢，不能發現真相。以上所列舉的是個體在接受外界信息時的情況。反過來，我們也會向外界傳遞自身的信息，求職就是其中一例。這時情況就反過來了，招聘方處於信息不對稱的劣勢。公司不可能在短期內對應聘者的品質、能力、經驗等有一個全麵的了解。那麼在這時，用人單位在進行“信息選擇”時，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你提供的文憑。一般情況下，文憑信息是不容易造假的。盡管也會出現“高文憑低能力”的情況，但總體而言，企業對應聘者的信息掌握不完全時，借助文憑信息還是簡單實用的。
信息不對稱對於市場而言是不利的，因為它會限製市場的能力。一個常見的例子就是二手交易市場。假設有一個舊貨，其實品質還是相當不錯，貨主完全了解這一點，然而顧客卻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對舊貨的品質完全的了解，他隻能根據以往的經驗判斷。此時，他總是會從最壞的情況想起，因此隻能提供一個很低的價格，而貨主再怎麼強調這是好貨都無濟於事。由於貨主除了嘴巴以外缺少其他辦法向顧客提供值得信賴的信息，最後雙方很難成交。接下來，顧客很可能作出的選擇是：用低價購買了另外一個質量很差的貨物——麵對質量好的，卻最終選擇質量差的，這就是信息不對稱的一種產物：逆向選擇。
“逆向選擇”在經濟學裏含義頗為豐富，這裏可以解釋為交易雙方在信息不對稱時所產生的劣質商品驅逐優質商品的現象。如果逆向選擇長期存在，必然使得市場上產品的質量整體下降，因為好東西都被次品趕跑了。
作為企業的經營者，我們要避免這種信息不對稱和逆向選擇的出現，這樣會傷害了生產品質優良產品的企業，要進行充分的透明，這樣才能讓消費者達到滿意，才會選擇質量好的產品。例如，某生產棉被的廠商，要請顧客進行自我動手裝填被褥的活動，這樣顧客了解了他自己要購買的被子的全部信息，被褥裏麵填充的是真材實料的棉花，而不是坑人的“黑心棉”。再比如，最近餐飲市場上出現了“地溝油”，這種垃圾油流入了餐桌，簡直讓人作嘔，對餐飲企業的打擊是很大的，人們不再到外麵用餐了，即使有些企業用的是真正的好油，顧客由於不知道實情，也會有排斥心理，然而，那些不得不在外麵就餐的人來說，他們認為哪家都一樣，也就沒有選擇性了，這樣就讓那些假冒偽劣的經營者鑽了空子。但是有些企業采取了不一樣的做法，企業允許顧客自帶油料，在顧客的監督下完成食品的製作，這樣就可以打消顧客的顧慮了。
要避免“信息不對稱”和“逆向選擇”現象的發生，對於個人來說要掌握真實可靠的消息；對於企業而言，在信息生產、傳遞的過程中要保持信息的真實性，並且能夠堅持下去，虛假信息也許會贏得一時的利益，但不可能長久立足。整個社會要建立公信力，減少投機行為，使誠信發揮最大的功效，盡量避免這種不良博弈的出現。
別摘第一朵花：破窗效應導致不良信息的擴散
有一個花園，正值花開的時節，各種花卉爭相鬥豔，遊人很多。一天，來了一批遊客，大家正在欣賞花的同時，有一位美女因為很愛這些花朵，就上前摘了一朵，帶在了自己的頭上，然後美滋滋的讓大家照相。就在這時候，有幾位美女看到了正在照相的這位美女頭上戴了一朵花，於是，她們也上前摘了一朵帶上，花園的主人由於一直在接待遊客，忙得不可開交，沒有時間對花園中的遊客進行管理，當天下午這位主人送走了最後一批客人之後，發現花園中有一半的花朵已經不翼而飛了，隻剩下孤零零的花莖留在那裏，主人實在是太累了，沒有時間去打理它們，因為明天還要接待好多的客人。第二天，當主人送走最後一批客人之後，主人發現花已經所剩無幾了。主人懊悔不已，當初要是製止了第一個人，或者寫一個告示“請勿采摘”，或者將已經摘下花的那一株拿走等等，也不會落的現在這個地步。
這個小故事反應了這樣一個道理：如果有人摘了第一朵花，又沒有人及時的治理摘花後的花莖，別人就可能得到某種暗示性的縱容，去摘更多的花。久而久之，這些花給人造成了一種無序的感覺，在這種麻木不仁的氛圍中。就會出現更多的破壞性行為。
通過這則故事，體現出來的是一種“破窗效應”。它就像剛才的事例一樣的道理，當有人打破窗戶，而沒有及時修理好的話，這個窗戶很快就會被全部打破，甚至會殃及其他完好無損的窗戶。
我們日常生活中也經常有這樣的體會：桌上的財物，敞開的大門，可能使本無貪念的人心生貪念；對於違反公司程序或廉政規定的行為，有關組織沒有進行嚴肅處理，沒有引起員工的重視，從而使類似行為再次甚至多次重複發生；對於工作不講求成本效益的行為，有關領導不以為然，使下屬員工的浪費行為得不到糾正，反而日趨嚴重。等等。一間房子如果窗戶破了，沒有人去修補，隔不久，其他的窗戶也會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麵牆上如果出現一些塗鴉沒有清洗掉，很快牆上就布滿了亂七八糟、不堪入目的東西。而在一個很幹淨的地方，人們會很不好意思扔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現，人們就會毫不猶豫地隨地亂扔垃圾，絲毫不覺得羞愧。這就是“破窗效應”的表現。
紐約市交通警察局長布拉頓受到了“破窗理論”的啟發。紐約的地鐵被認為是“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的場所”，針對紐約地鐵犯罪率的飆升，布拉頓采取的措施是號召所有的交警認真推進有關“生活質量”的法律，他以“破窗理論”為師，雖然地鐵站的重大刑案不斷增加，他卻全力打擊逃票。結果發現，每七名逃票者中，就有一名是通緝犯；每二十名逃票者中，就有一名攜帶凶器。結果，從抓逃票開始，地鐵站的犯罪率竟然下降了，治安大幅好轉。他的做法顯示出，小奸小惡正是暴力犯罪的溫床。因為針對這些看似微小、卻有象征意義的違章行為大力整頓，卻大大減少了刑事犯罪。在日本，有一種稱做“紅牌作戰”的質量管理活動。日本的企業將有油汙、不清潔的設備貼上具有警示意義的“紅牌”，將藏汙納垢的辦公室和車間死角也貼“紅牌”，以促其迅速改觀，從而使工作場所清潔整齊，營造出一個舒爽有序的工作氛圍。在這樣一種積極暗示下，久而久之，人人都遵守規則，認真工作。實踐證明，這種工作現象的整潔對於保障企業的產品質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企業管理中也存在這種“破窗效應”。製度化建設在企業管理中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但是，現實的情況往往是製度多，有效的執行少。管理者覺得，像這樣的小事，教育一下就行了，長此以往，企業的發展會很尷尬。對公司員工中發生的“小奸小惡”行為，管理者要引起充分的重視，適當的時候要小題大做，這樣才能防止有人效仿，積重難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