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文王受命
從遠古時代起，周族的先民就居住在涇、渭河流域，即今陝西中部和甘肅東部的黃土高原地區。相傳周族的第一位祖先叫棄，他的母親是薑嫄，有一天在野外走路，看見路上有巨人踩過的腳印，她一時高興，便把腳踩在上麵，結果便懷了孕，生下了一個男孩，以為不祥，便把他丟在一條小巷裏，馬上有牛羊來給他喂奶；又想把他丟擲於樹林裏，正值有人砍伐；又把他放在寒冰上，卻有鳥飛來，張開翅膀溫暖他。薑嫄覺得小孩有神靈保護，將來一定會成就大業，便把他抱回養育，因為小孩被生而棄之，故名之為棄。棄生來懂得種植百穀，並能獲得好收成，長大後領導周族發展農業很有成績，被堯舜尊為“農師”。因此，棄的子孫給他一個農作物的尊號，號稱“後稷”，周代由此以農立國。
夏初以來，周一直是夏朝西部的一個方國，到夏代後期，西北遊牧部落不斷南下侵擾，周人的居住地受到嚴重的影響，經曆了好幾代，約在商初，公劉遷居豳（亦作邠），成為商朝的一個方國。公劉在豳觀察地形，尋找水源，擴大耕地，整治農田，興建居邑，繁衍人口，使農業生產蒸蒸日上，貯存的糧食堆滿倉囤，發展成為一個繁庶興旺之邦，接著擴充武力，活動範圍不斷擴大。隨著生產發展的需要，周族涉過渭水，采掘礦石，改進生產工具和武器，周國開始興盛。《詩經·大雅·公劉》專門記載和歌頌公劉事跡，其詩分六章，表達了後代對公劉的追思之情，描寫了周族有了鞏固的疆域並大力發展生產和增強軍力的情況。
從公劉再經七八代，正當商王武丁前後，周發展成為殷西的大邦。這段時間，周族大概開始與商人有了接觸。古公亶父當王後，因為豳地經常受到戎狄的侵擾和搶掠，長期不得安寧，究竟是率領周族和野蠻的戎狄決戰，拚個你死我活，還是尋找更適宜於發展的地方，避開戎狄，成為亟須決斷的問題。古公亶父采取後一條道路，說服周人離開居住幾百年的豳地，扶老攜幼地遷居到周原，在那裏定居下來，建立起新的家園。這裏地勢高亢而土地平坦，土質疏鬆而極便耕作，加上靠近河流便於取水灌溉，是一塊依山傍水、土地肥沃的地區。古公亶父率領周族遷到岐山南麵的這塊寶地後，後人就稱這塊高原為周原。古公亶父發揚棄、公劉的傳統，領導周人開墾荒地，建立家邑，挖溝引水，大興農業，使周原的沃野長滿了莊稼和蔬菜。古公亶父在岐周使周發展成為一個新興的強大勢力，開始了周人的“翦商”事業，後來被追尊為“太王”。
戎狄
春秋時，中國疆域內有華夏和戎、狄、蠻、夷的區分。南蠻，南方是蠻；東夷，東方是夷；西戎，西方叫戎；北狄，北方叫狄。戎和狄主要分布在今黃河流域或北部和西北地區。蠻夷是蠻夷戎狄的統稱。公劉以後的八代周族首領皆無史跡可尋，惟獨他們的名字引人注目地顯示出與中原地區居民的差異，成書於戰國末年的《世本》記這八代周族祖先的名字為：慶節、皇仆、差弗、偽榆、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亞圉雲都、公組紺諸盩，都明顯含有所謂戎狄語言的成分。看來周族居住的豳地處於戎狄的包圍之中，他們擺脫不了戎狄的語言和生活習慣。
古公亶父的王位照例應由長子太伯繼承，但古公亶父特別寵愛小兒子季曆的兒子姬昌。姬昌從小聰明賢惠，古公亶父認為要完成滅商的任務，必須讓姬昌即位，就有意把王位傳給季曆，再由季曆傳給姬昌。季曆的兩位哥哥太伯和仲雍為了滿足父親的願望，帶領部分族人離開周原，千裏迢迢來到今江蘇南部的太湖流域，和當地的土著人雜居。季曆繼承古公亶父的王位，周人稱為“王季”。後來，商王因季曆討伐戎狄有功，任命他為商的“牧師”，即商分封在西方的方伯。季曆為結好商王，娶商貴族女兒為妻，成為兩族通婚的開始。但周族的迅速崛起，加深了商周的矛盾，季曆終被商王殺死，這預示著商周之間更大衝突的到來。
季曆死後，姬昌即位，這就是為後世尊為民族先祖聖賢的周文王。從商周之際的曆史進程看，周人國家的建立同周武王克商建立周朝不是一回事。根據周人的說法，他們的國家實建立於文王時期，後世史家包括司馬遷在內，對周朝的紀年也是從文王“受命”稱王算起。文王即位後，為了振興周邦，首先致力於周邦內部的建設，通過團結自己的宗親來達到治理邦國的目的。他關心周族的部眾，能夠秉承公劉、古公亶父的優良作風，繼續致力於農耕，日夜勤政不息，甚至顧不上吃中午飯，並且節儉勤勞、待人寬仁、尊敬老人、愛恤小民，因此成了以民為本的明君，曆代史書傳誦不絕。由於周文王的內外政策，周族人民更加團結，形成了一個以周邦為盟主的權力中心。當時商紂王即位後，不僅濫施征伐，勞民傷財，而且荒淫暴虐，與寵妃妲己日夜飲酒作樂，對有不同意見的大臣進行迫害。商朝貴族內部出現離心離德的現象，不少大臣離開紂王，投奔文王，他們都成為文王的得力輔佐，天下人心明顯背商朝周，諸多典籍盛稱的“文王受命”，就反映了這樣一種政治格局的形成。所謂“受命”，出於周人的自謂，即接受上天賦予的統領萬邦的使命，文王稱王當與此同時。《詩經·大雅·皇矣》描述接受上帝之命的文王及其領導下的周邦，此時的周邦不僅是一個普通的族邦，而是萬邦之上的一個邦方，文王本人成了下民之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表明周族因為接受了天命，已從舊的狀態走進一個新的裏程。這樣一種政治格局，實際上就是周人建立的國家，盡管這個國家的範圍還僅限於當時的“西土”。這個“國”與“周邦”之間不能簡單地畫等號，因為周邦早已存在，不能說到文王時才始建立，因而周人的國家隻能理解為由周邦領導的所有西土邦方的大聯盟。
周人的國家是在同商朝的對抗中建立起來的，也可以說原本就是一個反商聯盟，周文王為其盟主。周原卜辭有伐蜀、征巢、楚子來告等曆史事件的記錄，說明周人的勢力在東方已經達到江淮之間，南及江漢，西南入於巴蜀，南方的大部分邦國和少數民族部落大都歸服於周。後人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論語·泰伯》），並非誇大之辭。文王在位50年，實際稱王的時間隻有7年，但基本上完成了“翦商”的準備工作，其所未竟的伐商事業，隻好留待其子周武王去完成。
七、武王伐紂
商代武丁以後，其子祖庚、祖甲相繼當政。從祖甲開始，曆代商王多沉溺於享樂，不關心民情，不重視發展經濟，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複雜，商朝出現了衰亂的跡象。商朝最後的兩個統治者：一個是帝乙，一個是帝辛。帝乙多次對江淮之間的東夷用兵，取得了勝利，又把都城遷到朝歌（今河南省淇縣）。帝辛就是俗稱的商紂王，更是不理政事，過著荒淫無度的生活，任用奸佞之人，寵幸婦人妲己，終日歌舞，酗酒淫樂，大修離宮別館，大力搜刮民財，這些做法引起了百姓的怨恨，一些諸侯開始背叛商朝，社會矛盾就更為激化。紂采用鎮壓人民反抗的措施，使用了像“炮烙之刑”之類的酷刑，並讓妲己和自己一起觀看，取悅妲己，甚至殘酷地醢九侯，脯鄂侯，剖王子比幹之心。後世對商紂的荒淫殘暴事實，大概是得之於晚周學者間的傳聞，可能有一些誇大。這一點春秋戰國時人已經有所察覺，孔子的學生子貢曾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戰國末年荀子也說：“古者桀紂……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荀子·非相》）但商紂和夏桀一樣，是一個有名的暴君，則是無疑的。商朝在紂王、妲己的胡作非為下，整個社會“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盡喪”（《詩經·大雅·蕩》），但紂不知悔改，當大臣告訴他國家的滅亡就在眼前時，他仍相信自己受到上天保護。在各種矛盾達到極端尖銳化的情況下，周武王乘機興兵伐紂，紂王兵敗自焚，商朝終於滅亡。
周武王是文王的次子，名發，文王長子伯邑考早死，由武王繼承王位。此時商朝內外交困，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由周代商而王天下的形勢已經形成。周武王剛即位，就著手伐商的準備工作：任命文王在渭濱尋找到的賢才太公望（又稱薑尚、呂尚、師尚父，後為武王之嶽父）為軍師，負責軍事；任命胞弟周公旦為輔，負責政事，“師修文王緒業”；同時修建新都鎬京，準備從這裏進軍商都。他即位後未曾改元，仍按文王受命第幾年作為紀年，以此表示繼承父親遺誌。等到三年服喪期滿，也就是文王受命第九年，武王率領軍隊，以奉文王之命東征為名，在軍中載以文王的神位，向商都進發，借以對諸侯國的效忠程度進行一次試探。周師出函穀關，過殽山，穿洛河平原，由盟津渡過黃河，許多沒有接到通知的諸侯得知消息後，紛紛率兵前來，欲會同周師一起伐紂，這些不期而會的諸侯共達800人之多，都建議武王立即向商都進攻。武王看到滅商已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卻並沒有繼續進兵，大概是諜知商人的內亂未達到十分劇烈而不可救藥，擔心商紂仍有力量對付眾諸侯，遂決定班師。這次進軍實際上成了對周師及諸侯之師的檢閱，也是一次反商諸侯的盟會，史稱“盟津之會”。在這次大會上，周武王舉行了誓師儀式，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盟津之誓”，是一次“諸侯所由周命”的重要盟會。盟津之會的意義在於通過盟津之誓，顯示眾多方國願意聽從周的號令，表明商朝統治已經到了分崩離析的地步。從此，眾多的諸侯聽從武王的指揮，滅商已有充分的把握。
盟津之誓
周文王九年（公元前1048年），武王率大軍向東進發，來到了黃河南岸的盟津（今孟津西北），舉行誓師儀式，即“盟津之誓”。這次到會的諸侯和部落首領有800人之多，所以史稱“八百諸侯會盟津”。這是一次滅商的實戰演習和總動員，通過這次演習，確定了周的盟主地位，同時，武王認為滅商的最佳時機並未到來，所以引兵暫退。至文王十一年（公元前1046年），商紂王的統治更加黑暗，大批忠良之士被殺或逃亡，紂王身邊隻剩佞臣。武王感到滅商的時機已到，於是親率戎車300輛、虎賁之師3000人、甲士45000人東進伐紂，並遍告諸侯重新會師於盟津，此次盟津會師正式揭開了武王伐紂的序幕。大軍一路上所向披靡，勢如破竹，很快抵達牧野，與商朝
精銳之師對壘。周武王在牧野召開誓師大會，曆數紂王“自絕於天”的種種罪行，宣布執行上天的旨意來討伐紂王，其誓詞名“泰誓”，載於《尚書》。誓詞中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意思是：紂王人雖多，但心不齊；我武王人雖少，但同心同德，齊心協力，定能取勝。
此後兩年，商紂王更加荒淫暴虐，商朝內部的矛盾愈演愈烈，各地的方國都希望武王起兵滅商，武王認為伐紂的時機成熟，就邀約各地的諸侯，任命薑尚為軍師，周公旦為輔佐，親率兵車300輛，虎賁（勇猛的衝鋒甲士）3000人，連同所謂“西戎八國”——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的部族軍隊，沿循上次進軍的路線，渡過盟津之後，會合各個方國的軍隊，直接進攻商都。在商都郊外的牧野之戰中，“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史記》卷四《周本紀》），僅僅一個早晨，周師就取得了勝利，一舉擊敗了臨時拚湊起來的七十萬（一說十七萬）商軍，並包圍商都。商紂王見大勢已去，隻得逃回朝歌，穿起衣服，抱起珠寶，縱火自焚而死，曆時五百餘年的商朝被推翻。武王割下紂王和妲己的頭顱，懸掛在旗杆上示眾，民眾歡聲一片，從此，中國曆史進入西周時期。
八、周公東征
周王朝是中國曆史上曆時最久的一個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有重大發展，對中國曆史產生了深遠影響。周朝的建立者是周武王，但為這個王朝的鞏固作出卓越貢獻的則是周公姬旦。周公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功業和周朝的發展不可分割地聯係在了一起。
武王克殷，在初步穩定商都的秩序後，推行了一係列清除商紂暴政、安撫人民、救濟貧弱孤困、團結商貴族的政策。如在周公旦、師尚父等陪同下，武王親自祭祀社廟，將商紂侮蔑神帝、殄廢明德、昏暴百姓的罪行告於天帝。當時社會普遍存在天神信仰，這是武王做好宣傳工作所必要的。另一方麵，按慣例必須保存商族祭祀，考慮到商人懷有強烈的族群意識，為減少他們對周族的對立情緒，武王分封商紂王的兒子武庚為諸侯，以奉守商人的宗廟，管理商代遺民，但他擔心商人勢力的複辟，又劃分商地為三部，任命他的弟弟管叔鮮、蔡叔度協助和監督武庚。這是團結商王室和貴族的重要政策。再者，武王為受商紂迫害的貴族申冤平反，釋放了被商紂關押的貴族和百姓，去一些受迫害的貴族家慰問，重修比幹墳墓，表彰比幹的忠義事跡。這些措施得到了商代貴族的歡迎。武王還下令把商紂王堆積的錢財和大糧倉貯存的糧食統統拿出來，散發給窮困老弱和身份低下的勞動者，生活無依無著的窮苦人歡聲一片，高高興興地帶著布袋，扶老攜幼地排著隊伍，領取錢財和糧食，盛讚武王的功德。做好這一切，武王隨即解散軍隊，回歸鎬京，正式建立了周王朝。可以說，武王領導的滅商戰爭，解除了商代人民的痛苦，得到了包括商族人民和大多數貴族的擁護和歡迎，商代人民自發地投入這場戰爭。這場戰爭的勝負及其後的政權更迭，明顯是由人心的向背所決定的。有鑒於此，新建立的周朝能夠及時調整政策，施行德治，懷保小民，提出將“敬天”與“保民”相結合的政策，這在中國政治史上無疑具有進步意義。
武王克商後，思念先代聖王和功臣，分封炎帝、黃帝、堯、舜、禹的後裔，這些所謂“先聖之後”，實際都是一些古老部族的後裔，他們既然表示對周的臣服，周也承認他們原有的地位，讓他們奉祀各自的祖先，這就意味著周在舊有族邦中共主地位的確立。又封師尚父（薑尚）於齊，周公旦於魯（因周公在鎬京攝政，由其子伯禽去魯）。實行這樣的分封，既使先代聖王後裔和功臣有了封國和封邑，又有利於穩定地方。
武王回到鎬京，日夜操勞，憂國憂民，經常和周公旦商量治國大計。他以為天下太平，便把軍隊的馬匹放到華山之陽，運糧的牛群放到桃林的曠野，解散軍隊，藏起兵器，表示從此不再發動戰爭。但是，武王沒有想到，奪取天下不易，鞏固天下更難，一場威脅周王朝生死存亡的災禍日益逼近。正是他的胞弟周公旦力挽狂瀾，才在危機中挽救了周王朝。
周王朝建立不久，武王便得病了，群臣非常害怕，有些商代貴族蠢蠢欲動。周公覺得自己是武王的親密助手，可以沒有自己，但武王必須保全，就私自去宗廟禱告，祈求神靈去災降福，保佑武王，甘願代替武王去死。禱告詞生動感人，表現了周公旦的高尚品德。但武王不久病逝，距滅商才兩年。周公旦將禱詞收藏起來，當時沒有人知道，當他操持國政時，成王和大臣們疑忌周公，管叔、蔡叔汙蔑周公將不利於成王，有奪取王位的野心，周公於是留在東方兩年未回。後來成王親政，發現周公的禱告詞，痛哭流涕地說：“我過去誤聽傳言，懷疑周公這位好叔父，沒有他怎麼會有周朝和我的地位呀！”周朝貴族和群臣由此更加敬重周公。
然而，武王之死仍使周朝麵臨嚴重威脅。周公旦吸取夏代東夷叛亂、太康失國的教訓，考慮到成王年齡幼小，不能單獨管理新建的王朝，為穩定政局，確保周王朝不至得而複失，毅然采取行動，決定自任攝政王，代行成王職權。周公的攝政稱王應該是武王的遺願。武王在位時,周公就“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因而武王曾明確告訴周公，希望周公在他身後繼承王位。武王與周公的考慮都是由當時客觀政治環境決定的。在周人的王位繼承製度尚未固定化為嫡長子繼承製以前，這樣的考慮及實際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周代文獻，特別是周初諸誥都反複印證了周公攝政稱王的史實。然而，周公的這一做法並沒有被理解，當周公當攝政王，代行成王職權的消息傳出後，管叔鮮、蔡叔度等人懷疑周公有奪取王位的企圖，便製造並散布流言飛語，說周公有野心，將不利於年幼的成王，想代替成王當王。管叔、蔡叔雖然能力不強，野心卻很大，他們本來對周公旦在協助武王滅商過程中的卓越貢獻和居有的崇高地位就心存不滿，現在周公代行成王職權，他們就公開聯合被分封在殷的武庚，以及早就想進居中原成王的東夷、淮夷諸部族，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叛亂，一時席卷東方大片土地，包括今河南、山東、安徽、江蘇北部等地，形成了很大的聲勢，給周王室以巨大的震動，新生的周王朝麵臨生死存亡的嚴重威脅。
這時候，周公處在內外交困的地位，但他異常鎮定，臨危不懼，“內弭父兄，外撫諸侯”，表現出力挽狂瀾的勇氣和智慧，及時協調團結周族內部的力量，以其崇高的品德、先進的政治思想、傑出的軍事才能，經過長期的鬥爭，終於平定了叛亂，並確立了周王朝的政治製度和治國方略。周公為平定叛亂而舉行的東征洵非易事，至少在戰爭的規模、麵臨的複雜形勢及所經曆的時間諸方麵，都超過了武王克商的戰爭。
概而言之，周公東征對周王朝的鞏固，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這次東征的勝利，不但粉碎了殷遺民複辟的企圖，還打垮了商人在東方的潛伏勢力，保持了滅商的成果，宣傳了周王朝的政策，穩定了周初的局勢。周王朝的穩定和統一，是由周公旦完成的，他對周王朝所作的貢獻，甚至超過周武王和太公望。
九、國人暴動
周公旦攝政7年，成王已經18歲，周公便還政於成王，成王開始親理國政，周公退居臣位，仍作為重臣輔佐成王。寬刑是成王治政的特點，凡犯罪的人能釋放的就遣返勞動，能不處死的就判輕刑監督勞動，監獄裏盡量減少罪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變勞動力為生產力。盡量減少軍隊和戰爭，以減輕軍需負擔。成王非常關心民生，經常到各地視察，在春耕大忙時參加勞動，鼓勵人民努力生產。他重用賢臣，表彰廉吏，嚴懲貪劣，經常以周公的教導來要求臣下，提倡勤政、德政。經過成王二十多年的休養生息，經濟得到了恢複，民生得到了安寧，周朝得到了穩定。所以，成王時期“民和睦，頌聲興”，沒有發生判處死刑的事件。成王及其子康王執政，前後經曆了四十多年，政局一直穩定，是周代的興盛時期，史稱“成康之治”。這個治世的出現，首先是文、武、周公的事業，特別是周公的一係列措施為其打下了基礎，文獻於盛稱文、武受命和克商的業績後，往往說到“周公致太平”，可見古人認為周朝的太平盛世與周公的製度建設有關。成康時期文治武功都很突出，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治世。
康王以後，昭王、穆王相繼執政，在長期和平所積累國力的基礎上，與周邊各族進行了一些戰爭，總體上居於主動的地位。相傳穆王好大喜功，曾巡遊西方很遠的地方，還是一個擁有實力的人物。《穆天子傳》記載了穆王西遊的故事，許多情節浸潤著神話的色彩。但穆王喜歡周遊天下，卻未免荒廢政事，以致受到當時人們的批評，說他“欲肆其心”，即放縱自己的欲求，這與《史記》指責他“王道微缺”幾乎是一個意思。
《穆天子傳》
記述了周穆王事跡而帶有虛構成分的傳記作品，又名《周王傳》、《周王遊行記》，作者不詳。為晉鹹寧五年（279年）汲縣民盜掘魏襄王墓所得竹書之一，共6卷，前5卷記周穆王駕八駿馬西征之事。《穆天子傳》初經荀勖校分5篇，東晉郭璞注此書時，又把《周穆王盛姬死事》一篇加入，成為6卷，這是古本。今本由宋人編修，相較古本有所殘缺。周穆王西遊在《春秋左氏傳》、《竹書紀年》、《史記》中均有記載。雖然《穆天子傳》在文字上可能有些誇張，有些神話傳說的內容雜入，但基本事實是應該肯定的。它對中國地理學的發展有較大影響，在地理學史上有一席之地，不能抹殺。
穆王死後，曆經共王、懿王、孝王、夷王，以至厲王。這時，王朝的威信漸衰，王室和國人之間出現了顯著的矛盾。厲王執政時，大概是想使已經頹廢的王權振作起來，一方麵竭力組織對各反叛部族的征討，包括掛帥親征，另一方麵，則力圖改革舊製，任用好專利的榮夷公為卿士，來加強王室的經濟力量。榮夷公壟斷山川林澤的一切收益，不準平民百姓進入山川林澤地區謀取生計利益，山川林澤的一切財富均歸周王所有，這實際是對原始共同體傳統和原則的破壞，從而侵犯了平民的利益，加重了對國人的剝削，由是引起一般國人的強烈不滿，大家議論紛紛，出現了“國人謗王”的現象。
“國人”，是周代曆史上的一個特有名詞，就是住在國都城內或近郊的士、農、工、商，他們多數都是周族各級貴族的疏遠宗族成員，在政治和經濟上與各級貴族既有聯係，又相對立，情況比較複雜，因而成為多種社會矛盾的彙合點。這些國人集結起來，憤怒地抗議厲王的暴政，在國都鎬京的街頭巷尾，宗廟廣場，人們東一堆、西一堆地聚集在一起，議論厲王破壞傳統製度、專山林川澤之利的暴行，要求厲王取消專利。反抗鬥爭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在國人中較廣泛地展開。當時一些正直的大臣也勸告厲王取消專利，說：“搞專利作威作福，必將引發動亂災禍，老百姓受不了啦！”甚至警告厲王：“你用榮夷公，周朝必將敗亡。”厲王非但不聽，反而說：“我有辦法叫國人不再議論。”仍舊我行我素，變本加厲，又聽從榮夷公的計謀，用一批從衛國請來的巫師，讓他們去街頭巷尾、廣場市場等處監視人民，利用巫術來偵察國人的活動和議論。衛巫按照厲王旨意，裝神弄鬼，見到有人講話就認定是在“謗王”，經衛巫指認的人立即被官府逮捕殺死，弄得國人不敢再言，隻是走在路上見麵時，互相以目示意，用眼神表示心中的憤怒和傳達信息，鎬京城內變成一座沒有市民講話聲音的啞城，或者說是恐怖之城。
這種倒行逆施、對立的局麵一直延續了三年，無法生活下去的國人再也忍耐不住了，決心和周厲王拚命，寧可同歸於盡，也要推翻他的統治。他們秘密自發集結起來，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武裝暴動。他們拿起武器和生產工具，在約定的時間和地點集合後，呼喊著直接衝向王宮，聲如奔雷，震天動地。數千國人把王宮團團包圍，並迅速破門而入，衝入王宮。厲王聞訊，急忙帶著侍衛數人，狼狽逃竄，在爬越宮牆後門出逃時，還摔傷了腿。他的侍衛保護著厲王，晝伏夜行，偷偷渡過了黃河，倉皇逃跑到彘（今山西霍縣）隱居起來。國人在王宮遍找厲王不得，後來聽說王太子靜（即後來的周宣王）藏在召公家裏，又前往包圍了召公的住宅，要求召公交出太子靜，送出大門交給起義者。召公無奈，隻得用他的兒子頂替太子靜，送出大門交給國人，這才把太子靜保護下來。起義者殺死召公的兒子，總算達到目的，隊伍便解散了。
厲王的“專利”，史稱“厲王革典”，實際上是對舊典章製度的一次改革，然而厲王在改革舊製中，采取了專製和暴虐的手段，因而導致了這次影響深遠的國人暴動。這次暴動對周王朝的打擊是沉重的，它不僅趕走了周厲王，而且動搖了周王朝的基礎，加速了它的崩潰過程。到周宣王時期，局勢略微穩定，一度呈現出興盛氣象，史稱“宣王中興”，主要是宣王的一些武功，包括他在位初期發動的一係列討平周邊部族的戰爭，以及在這之後重新采取的一些封建諸侯的舉措，但各種社會矛盾無法從根本上得以緩和、解決，周王朝已經接近尾聲，開始走向敗亡。《史記·周本紀》記載，宣王在位46年，其子幽王繼位，可見幽王繼位時已不算年輕，然其麵臨的形勢相當嚴峻：外麵四夷交侵，內而諸侯叛離，姻親反目，國家財力物力耗盡，兵源亦已枯竭，加上接二連三的天災，周王朝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在此嚴峻的形勢下，周幽王理應戰戰兢兢，努力設法消除朝廷麵臨的重重困難，以期挽回衰頹之勢，然而這位昏君毫無改弦更張之意，仍一味循著敗亡的軌跡走下去。他親奸人，用小人，又寵愛一個美麗而不善言笑的妃子褒姒，成天飲酒作樂，濫施威福，詩篇指出當時的現象是，“有的人安然在家休息，有的人為國事而憔悴；有的人沒事躺在床上，有的人不斷出外打仗”，“有的人喝酒狂歡作樂，有的人慘慘畏懼得禍；有的人出出進進，胡說八道，有的人是什麼事情都得搞”，周王室危機四伏。公元前771年，西戎大舉入侵，攻占了鎬京，把烽火戲諸侯的周幽王殺死在驪山之下。周幽王的兒子宜臼，依靠各國諸侯的援助，才繼承王位，也就是周平王。他害怕戎族的進攻，不敢再住在鎬京，在公元前770年把國都東遷到洛邑。曆史上就把遷都洛邑以後的周朝，稱為“東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