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漢字改革的話題，從清末算起，正好一個世紀了。這期間經曆了許多風風雨雨，而對漢字是否該改革就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主要的焦點在漢字簡化和漢字拚音化兩點上，但在不斷的爭論中，漢字走到了20世紀末的今天：拚音與簡化漢字並存。曾經有人提出這麼一個有趣的假設：漢字如果沒有簡化會怎樣？漢字當初真的拚音化了又會是怎樣一種局麵？這兩種情況會比現在的漢字是更好還是更糟？我們認為這樣的假設毫無意義。因為曆史與人生一樣是無法重演的，這與自然科學的實驗有本質的區別。因此，曆史沒有發生的結果也就無從檢驗其正確與否了。羊肉泡饃是西安名吃，它的誕生據說還與唐太宗李世民有關：隋末戰亂，一次李世民戰敗，成了光杆將軍獨自脫逃，饑腸轆轆，到一小吃店乞食，其時小店已打烊，店主人見李世民可憐，就收拾客人吃剩下的麵饃掰碎放在剩下的羊骨頭湯裏燴了燴。李世民覺得是無比美味，後來店主得知乞食者原來就是李世民，就將那鍋剩羊骨頭湯保留下來，以後從不倒鍋，隻續水續料，成了一鍋老湯。店主將這鍋湯當成了傳家寶，代代相傳，直至今天，據說，西安正宗羊肉泡饃用得還是那鍋老湯。一個美國遊客在品嚐羊肉泡饃時聽到這則軼事，不禁氣短三分說：“中國的一鍋湯就比美國曆史長幾倍啊！”美國與中國比古老文化當然不行，但如果比先進技術那絕對占優勢。所以中國的重大新聞往往是考古大發現，而美國的重大新聞往往是科技大突破。美國的可口可樂，年齡不過幾十歲，可是已經走遍天下，在全世界紮根，其品牌價值據說達數千億美元。中國的一鍋湯卻走不出西安城。這當然不是說擁有悠久的曆史和燦爛的古代文明不是好事，再好也是過去，好漢不提當年勇，畢竟人類曆史是向前進的。知古是好事，可迷古就是壞事了。所以我們不應害怕外來文化的衝擊，也不應害怕漢字的改革。雖然對於漢字改革的評論是非短長不一而足，就其改革的本身來說，是應當肯定的。哲學上有個理論：存在即合理。既然漢字現在是以這種麵目存在，其必有合理的一麵。但百年漢字改革的失誤必須正視，尤其在漢字改革的指導思想上，認為“漢字落後”而
出現的“廢除漢字”的傾向，是有失理性的。值得慶幸的是，漢字並沒被廢除，實際上漢字也不可能被廢除。因此，對漢字的未來，與其爭論，不如坐下來實實在在地研究怎樣使漢字更好地為社會建設和日常生活服務，比如漢字信息化的問題等等，這才是對中華民族最有益的。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經曆了許多驚濤駭浪，但卻取得了今天這樣的輝煌成就，鄧小平的“貓論”功不可沒。那麼，對於漢字，我們何妨也用“貓論”進行指導。怎樣更有利於中國社會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複興，漢字就應怎樣存在和發展。當然，談論漢字改革的是非得失，首先必須了解漢字改革的百年曆程。
一、1949年前的漢語拚音運動
漢語拚音運動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解決漢字讀音這個非常實際的問題。尤其是西洋人用他們自己的字母給漢字注音。其出發點與現在有些初學英語的人用漢字或其方言給英文單詞注音是一樣的。但這種外來的注音方法客觀上給中國人審視本民族文字，對其優劣與其他民族語言進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對比起到了啟蒙激發作用，由此引出了漢字改革的百年爭論。漢語拚音的曆史淵源漢字不是拚音文字。古代人們為了學習漢字，曾創造了直音、反切等方法給漢字注音。直音法盛行於漢代，是指用一個比較容易認識的字來標注跟它同音的字的方法，如“蠱，音古”、“畢，音必”、“畔，音叛”。這種方法簡單明了，直到現在，人們還常常利用它。但直音法有較大的局限性：有的字找不到同音字，則此法不能用；有的字雖然有同音字，但都比較生僻，注了等於沒有注。例如，“蹭（cèng）糗（qiǔ）”等就沒有同音字，無法用直音法注音；“然”的同音字隻有“燃、蚺、髯”三個字，它們都比“然”字生僻，用其中的任何一個為“然”字注音，都難以幫助認讀。後來創造了反切法，彌補了直音法的不足。反切法流行於東漢末年，盛行於唐宋各代，是指用兩個字來注另一個字的音的注音的方法。反切上字與所切字的聲母相同，反切下字與所切字的韻母和聲調相同，如“紅，胡籠切”，即取“胡”字的聲母“’，取“籠”字的韻母和聲調“óng”，拚成“紅”字的音“óng”。反切法的發明，是我國漢字注音方法的一大進步。從東漢末年到1918年注音字母公布之前，反切法一直被作為漢字注音的主要方法普遍使用。然而反切法也有它的局限性。反切法是用聲韻相拚的方法為漢字注音，但是卻沒有一套表示聲韻的注音符號，而是用兩個漢字來構成另一個字的音，上字隻取其聲，下字隻取其韻，這樣上字的韻和下字的聲便屬多餘，有時聲韻相拚還
會受到幹擾，使拚音不準。而且反切用字多而雜，有些又是生僻字，因此就削弱了反切的效能。“中國曆史上的漢字注音，除了中國人自己創造的直音、反切法外，還有西洋人擬製的漢語拚音方案。隨著中國和西方國家交往的發展，西洋人為了學習漢語漢字，在中國傳教，音譯中國的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稱，曾製定過多種拉丁字母式的漢語拚音方案。第一個創製用拉丁字母拚寫漢字讀音的方案的西洋人是意大利人利瑪竇，他是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1583年來到中國，1605年（明朝萬曆三十三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跡》一書。內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四篇文章。羅常培根據文章的漢字與拉丁文對照譯文，整理出一個包括26個聲母和44個韻母的漢語拚音方案。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彙。他的拚音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成的，人稱“利、金方案”。“利、金方案”產生後的二百年間，由於清朝政府奉行閉關自守政策，外國人的漢語拚音也因此沉寂。鴉片戰爭後，“海禁大開”，西洋傳教士和商人紛紛湧入中國，於是西洋人的教會羅馬字和漢語譯音也迅速發展起來。最早到中國來的基督教傳教士是英國人馬禮遜，他於1807年到廣州傳教。1815至1823年出版了一部中英對照的《中文字典》，用他自己設計的官話拚音方案拚寫漢語。他在字典中還附錄一種廣州方言的拉丁字母音節表。這是方言教會羅馬字的萌芽。1867年，英國駐中國使館的中文秘書威妥瑪出版一部京音官話課本《語言自述集》。起初是作為使館人員學習漢語的注音工具，後來由於他的方案接近英文，擴大了用途，成為音譯中國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稱的通用標準，不但外國人用它，中國對外出版物上的漢語譯音也用它。
直到1977年聯合國第三屆地名標準化會議通過了采用《漢語拚音方案》作為中國地名羅馬字拚法的國際標準時，威妥瑪式才停止使用。西洋人漢語譯音方案中，還有一個被稱為郵政式的方案。清光緒年間，中國開始辦理郵政和電報，實權都掌握在英國人手中，他們把英文裏的中國地名譯音作為郵政和電報的書寫標準。這些郵電地名，除個別方言拚音（如“廈門寫成Aoy）和習慣寫法（如“廣州”寫成Canon）以外，一般都是官話拚音。郵政式跟威妥瑪式相近。1931至1932年，法國和加拿大的兩位天主教傳教士合作製定了“辣體漢字”方案。這是根據漢字古代讀音《廣韻》設計的拉丁字母漢語注音方案。它試圖利用古代漢語的聲韻比現代漢語多得多的條件，使一個方案在不改變字母的情況下可以讀各地方言和方音，以此解決方言的分歧問題，成為一種“方言際”的漢字拚寫方案；同時，它又試圖對同音漢字采用不同的拚音法式，解決拚音文字中的同音詞問題。設想似乎周到，可是拚寫法和讀音法很複雜，實用價值不大。方言際辣體漢字方案的嚐試是失敗的。從漢語拚音的曆史淵源來看，不管是中國古代的直音、反切，還是近代西洋人的漢語拚音方法，都不是要取代漢字，而隻是給漢字注音。目的很明確，就是要解決漢字讀音這個非常實際的問題。尤其是西洋人用他們自己的字母給漢字注音，其最初的出發點，恐怕與現在有些中國學生初學英語時用漢字（或其方言）給英文單詞注音是一樣的。清末的切音字運動清末的切音字運動的鼓吹者們，都是在觀照中西國力的現實對比後，受到心理衝擊。從而產生民族危機感，他們試圖從文字上找到振興國家的良藥，不遺餘力地研究推廣切音字。雖然他們的觀念過於片麵。但他們完全出於愛國思想的指引，並且，在漢字改革的理論和實踐方麵都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1891年宋恕在《六齋卑議》中首先提出“須造切音文字”的主張，1892年盧戇章發表“中國切音新字”廈腔讀本《一目了然初階》，宣布了切音字運動的揭幕。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運動的領袖人物發表過讚成推行拚音文字的意見。康有為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變為必簡”的觀點和“以字母取音，以簡易之新文”來書寫“中國名物”的設想，並親自擬製過拚音方案。梁啟超為沈學的《盛世元音》寫序，介紹切音字運動，讚成創製拚音文字，主張漢字和切音字並存。譚嗣同也在他的《仁學》中積極提倡拚音文字，提出“盡改象形為諧聲”（即拚音）的主張。在清末的切音字運動中，最有影響的兩個人，一個是切音字運動的創始人盧戇章，另一個是切音字運動的代表人物王照。下麵分別就他們兩人的切音方案作一介紹。“盧戇章認為：“竊謂國之富強，基於格致；格致之興，基於男婦老幼皆好學識理，其所以能好學識理，基於切音為字。”切音為字，就可以做到“字話一律”，“字畫簡易”，從而，人們可以“省費十餘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他把推行切音字看作是國家“振興之本”，這種觀點雖有片麵性，然而，這也反映了他畢生致力於切音字的研究與推廣完全是出於愛國思想的指導。盧戇章認為：“中國字或者是當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難者。”但他並不主張廢除漢字，而是主張“切音字與漢字並列”，通過切音字“可無師自識漢文”。他的這種“切音字與漢字並行”的觀點是切音字運動的一個普遍觀點。盧戇章的方案采用的字母是拉丁字母的變體，他取拉丁字母、c、”三種筆畫，加以變化，編製出一套55個字母的拚寫方言（廈門、漳州、泉州等）的切音字方案。他的方案雖然是拚寫方言的，但他主張語文統一，“以一腔為主腦”。認為：“以南京話為通行之正字，為各省之正音，則十九省語言既從一律，文話皆相通；而中國之大，猶如一家，非如向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對麵無言也。”1893年，盧戇章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階》的節本《新字初階》，滿腔熱情地向群眾推廣。
1898年，光緒皇帝實行變法維新，宣布“廣開言路”，“獎勵新著作、新發明”等。京官林輅存呈《上都察院書》，推薦盧戇章等的切音字方案，呈文得到各堂官會銜代奏。但是新政很快失敗，“百日維新”結束，奏請用切音字的事也就無下文了。維新運動失敗後，盧戇章應日本的台灣總督兒玉邀請，去台灣主持總督府學務科。在台灣三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影響，放棄了變體拉丁字母的方案，設計了漢字筆畫式的方案《中國切音字母》。這個方案有聲母25個，韻母102個，主要用來拚寫北京音，也可以拚寫泉州、漳州、廈門、福州等方言。1905年，盧戇章到北京，向清朝政府學部呈繳《中國切音字母》。被駁回後回廈門，在民間推行他的方案。途經上海時，把《中國切音字母》修改、補充，改名為《北京切音教科書》。此外，還出版了包括北京、福州、泉州、漳州、廈門、廣東等六種切音字方案《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盧戇章是漢字改革運動的揭幕人，在漢字改革的理論和實踐方麵都作出了有益的貢獻。王照是個愛國知識分子，讚成變法維新。變法維新失敗後，王照作為“戊戌黨人”被通緝追捕，流亡日本避難兩年。在日本期間，王照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啟發，製定了一個假名式漢語拚音方案。1900年，他秘密回國，潛居天津。這年冬天，他用“蘆中窮士”的筆名發表了雙拚製假名式方案《官話合聲字母》。王照創製官話字母的目的是想通過文字改革，普及教育，喚起民眾，救國圖強。他認為“歐美各國，教育大盛，政藝
日興，以及日本號令之一，改變之速，固各有由，而初等教育言文為一，容易普及，實至要之原”。然而，由於漢字繁難，“吾國通曉文義之人，百中無一”。因此他決心創製容易學習的拚音文字，立誌從事普及教育工作。他的《官話合聲字母》，就是“純為多數愚稚便利之計”，“全是為不識字的人興出來的”。《官話合聲字母》是最早的漢字筆畫式方案。這個方案，初稿有49個字母（聲母），15個喉音（韻母）；後來改為50個字母（聲母），12個喉音（韻母）。王照把漢語語音的i、u、ü三個介母，合在聲母當中，這是為了便於雙拚。王照在《官話合聲字母》一書的“新增例言”中，講述了他對切音字的幾點設想：第一，采用官話。“語言必歸劃一，宜取官話。因為北至黑龍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揚子江，東溥於海，縱橫數千裏，百餘兆人，皆解京話。……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宜擇其占幅員人數多者。”第二，拚寫白話。他聲明：“此字母專拚白話”。“專拚北人俗話，肖之即不誤矣。……若以拚文話則讀音有混淆誤解之弊，是必不可”。明確地提出拚音文字隻適用於拚寫白話，不適用於拚寫文言的觀點。第三，拚音方案可以“士民共用”。他說，“此字母雖為貧人及婦女不能讀書者而設”，“然若讀書人習之以備教人，且與下等人通書信亦甚便也”。第四，漢文和官話字母互為補充。“漢文及俗話互有長短，不特吾國舊書終古不廢，以後翻譯西書用漢文俗話並行，互為補助，為益更多”。他認為拚音文字並不排斥漢文，更不能代替漢文，主張“勿因有捷法而輕視漢文”，而應並行並用，互為補充。王照的方案是中國最早的漢字筆畫式的官話音拚音方案。在切音字運動中，他的官話字母推行得最有成績。據說是“各地私相傳習，一人旬日而通，一家兼旬而遍，用以讀書閱報，抒寫議論，莫不歡欣鼓舞，頂禮禱祝”。《官話合聲字母》的推行，得到社會上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在天津名流、翰林院編修嚴修的保護下，於1900年正式出版；第二年，又在東京出版，在中國留日學生及家屬中傳授。
1902年，吳汝綸訪問日本回國後，即大力提倡推行官話字母。他親自派人去天津學習，然後在安徽推廣。1903年，王照以“奉旨嚴拿”的政治犯身份，冒險在北京設立“官話字母義塾”，由他的學生王璞當教員，他在屏風後麵傾聽。同年，管學大臣張百熙等奏定“學堂章程”，把“官話”列入師範和高等小學的課程。與此同時，直隸大學堂學生何鳳華等六人，聯名上書袁世凱，要求“奏明頒行官話字母，設普通國語科，以開民智而救大局。”袁世凱為發展其勢力，也讚成官話字母，批示“可以酌情試辦”。並於1904年，命保定蒙養學堂、半日學堂、駐保定各軍營試教官話字母。1904年，王照為了能以公開身份推廣官話字母，決定自首入獄。三個月後被釋放，去保定辦“拚音官話書報社”，並在保定出版《對兵說話》官話字母書。1905年，王照回北京，開辦“官話字母第一號義塾”。從此，推廣官話字母的義塾就發展起來，達24處之多，識官話字母的人達數萬人。大名縣知事嚴以盛創辦“官話拚音學堂”，並上書袁世凱，要求廣為設立拚音學堂。袁世凱表示同意。官話字母從1900年到1910年，推行了十年，遍及13省，編印書籍達6萬餘部，成立推行官話字母的團體達數十個。王照是切音字運動中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民國初年的注音字母運動注音字母運動是切音字運動的繼續。所不同的是，注音字母已經不是個人方案，而是在政府領導下製定的集體方案；雖然也是漢字筆畫式的，但已經不是雙拚製而是三拚製了。1912年（民國元年）7月，當時的教育部通過“采用注音字母案”。1913年2月15日至5月22日，教育部召開讀音統一會，製訂注音字母。當時提出的方案很多，主要有偏旁派、符號派、拉丁字母派。各派爭論很激烈。最後通過了魯迅等人提議采用的注音字母。這套字母是筆畫簡單的古文字的楷化寫法。如：卩，古節字；虧，古七字；厶，古私字，等。這套字母直到1918年才由教育部公布。後來對字母順序和標調方法又作了調整。1930年國民黨政府又下令，改“注音字母”為“注音符號”。注音字母隻給漢字注音，不是文字，也不像日本的假名，可以夾在漢字中運用。但是，它是我國第一套法定的拚音字母。從1920年起開始為漢字注音，直到解放後《漢語拚音方案》正式公布，才代替了它。因此，它在統一漢字讀音、推廣國語、普及語音知識等方麵，起到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