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壤”，用木頭製成，長一尺，寬三寸，一端寬另一端窄，形狀像鞋底。玩“擊壤”遊戲時，先將一隻壤放在地上，
然後從三四十步以外投出另一隻壤，看誰能擊中地上的那隻壤，擊中為勝（《太平禦覽藝經》，晉周處《風土記》）。這種遊戲大概深受老百姓的歡迎，因此在古代的太平盛世中，甚至可以看到80多歲的老人在大路旁，邊唱歌邊玩擊壤遊戲（《帝王世紀》）。這種擊壤遊戲後來發展成為擊磚遊戲，用磚代替了壤，比賽的規則也比較完善了。但是，這類比誰投得準的民間投擲遊戲後來似乎沒有在成人體育活動中繼承下來，而在兒童的遊戲中延續了下去。宋代時流行於寒食、清明前後的兒童拋〔ｔｕó駝〕
遊戲和明清時兒童遊戲“打瓦”、“打板”等都是用瓦塊、石頭玩的擊壤遊戲。在中國古代娛樂性的投擲遊戲中，投擲的準確性是遊戲的核心。曾經在上層社會中流行的“投壺”就是這樣一種遊戲。進行這種遊戲比賽的人站在一定的距離，將去掉箭頭的箭投入酒壺中，投中多的獲勝。這顯然是一種沒有多少運動量、輕鬆愉快的娛樂活動。但是，有意思的是這種文雅的遊戲是從射箭演化過來的。早在奴隸社會的西周，射箭是一個成年男子必須掌握的技能，因為射箭不僅是打獵的重要手段，而且是一項基本的戰鬥技術。上至天子、諸侯，下至大夫、士、普通平民都要會射箭。在大大小小的宴會上都要進行規矩非常繁瑣的射箭比賽，叫做“禮射”。一個男子不會射箭是很丟人的，如果不會射，隻能以身體不舒服為借口來推托，而不能直接了當地說自己不會射。射箭是一項很辛苦的活動，要射得準必須進行刻苦的練習，花費大量的時間練力量，練技術。
這對於追求享受的奴隸主階級來說越來越成為一件難以忍受的苦差事，於是他們想出了一個變通的辦法，用宴會上的酒壺代替箭靶，把拉硬弓射箭改為用手投箭，這樣既好玩又輕鬆，還保留了射箭的意思，於是投壺很快被奴隸主貴族接受，從春秋時期開始，作為“禮射”的代用品逐漸在上層社會中流行開來，成為宴飲中不可缺少的一種娛樂，《左傳》中就記有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晉侯和齊景公在飲宴時投壺的故事。在晉侯投壺前，他手下的中行穆子說道，我國酒多如淮水，肉多如水中的高地，我國君如投中，當為諸侯之尊，言畢，晉侯果然一投中的。齊景公也不甘示弱，舉起箭來，大聲說道，我國酒多如澠水，肉多如山陵，我如投中，代替貴國君為諸侯霸主，也是一投而中（《左傳昭公十二年》）。在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投壺這種小小的遊戲，在當時的外交中有時也會被用作諸侯爭霸的一種工具，諸侯們似乎都有相當不錯的投壺技藝。投壺使用的箭與一般的箭不一樣，箭的前端沒有箭鏃，做得細一些，叫做“末”；尾部沒有箭羽，但是比較粗大，叫做“本”。為了防止投入的箭從壺裏反彈出來，壺中放有小豆。主人和客人各投四支箭。
投壺的地點按照氣候、時間的不同，可以在室內，大庭裏，或是院子裏。但是投的距離不一樣，室內五尺，大庭裏七尺，院裏九尺。春秋戰國時的投壺雖然投法簡單，禮節卻非常繁瑣。漢代以後，投壺擺脫了古禮的束縛，進一步遊戲化，為了增加投壺的趣味，壺中不再放小豆，這樣投入的箭反彈出來可以再投進去，投壺的難度大為增加，成為一種專門的技藝。在漢宮中，有一個倡優郭舍人，不僅能言善辯，在皇帝身邊插科打諢，說笑逗樂，而且有一手常人所不及的投壺絕技，因此深得漢武帝的寵幸。郭舍人可以用一支箭連續投100多次，每次為漢武帝表演都得到金銀錦緞的賞賜（《西京雜記》）。投壺在兩漢、三國、南北朝時期的南朝都相當盛行，在隋唐時更是得到王公貴族們的賞識，成為士大夫階層特有的一種娛樂活動。每逢“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東觀漢記》）。《顏氏家訓》也認為投壺是一種優雅的娛樂，有消愁釋憤的功用，可時不時地玩玩。專門用於投壺的器具也逐漸出現，投壺的技術也越來越複雜。有的投壺能手的技藝達到令人不可思議的程度，如石崇養著一個藝妓，就有隔著屏風投壺的本領。投壺後來傳到了日本和朝鮮，成為日本和朝鮮的傳統娛樂活動。投壺一直流傳到清朝，宋代著名愛國將領嶽飛也很喜愛這種活動（《宋史嶽飛傳》）。
從隋唐到宋，一共出現了13種講述投壺的書，隻有宋代司馬光的《投壺新格》流傳了下來。但是司馬光編這本書是想通過強調投壺中的禮儀來宣揚封建道德，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投壺新格序》）因此一些新鮮有趣的投法都因為不合他的封建道德標準而被刪去，這項古老的遊戲開始走向衰落。用箭來投擲的還有一種遊戲娛樂活動，叫作弄矢。這種投擲遊戲是將若幹支箭輪流投在空中，用手承接，與拋丸十分相似，據《西京雜記》記載，漢代長安有一個姓古的先生，就很善於弄矢和其他一些雜耍，鑽營於官宦之門（《西京雜記》卷四）。流行在軍營裏的投擲運動卻遠不像擊壤那樣輕鬆，也不像投壺那樣文氣十足，而是充滿了軍人的勇武之氣。無論是壤還是磚，在孔武剽悍的戰士眼中未免過於小巧，中國古代軍人選用了沉重的石頭來進行投擲活動，稱為“投石”。這種活動既是軍營中的軍事訓練手段，又是一種良好的娛樂方式。戰國時期秦國的大將王翦在與楚軍對峙時，為了避開楚軍的銳氣，采取堅壁不出、養精蓄銳的策略，不管楚軍如何叫罵挑戰，一概不予理會。但是，長時的堅守不戰，也會使自己軍隊的士氣低落，於是在秦軍中開展跳遠和投石的體育娛樂活動（《史記白起王翦列傳》）。在中國古代出現許多有超群絕倫投石本領的人物，如漢代因善騎射入選為羽林騎（皇帝的武裝侍從）的甘延壽，就有過人的跑跳和投擲能力，當時軍隊裏的飛石重12斤，用飛石機發射，飛出200步遠，有一身神力的甘延壽“能以手投之”（《漢書甘延壽傳》）。人們以石塊互相對擲，也是我國古代許多地方流行的一種習俗。
如福建東部和台灣地區流行著一種名為“鬥石”的節日娛樂活動，一般在元旦或端午節舉行。這種活動是兩個村子的村民們互相投擲石塊，據說這樣可以驅鬼消災。如果在鬥石中被石頭打得皮肉破綻，流出鮮血，就更是可以保證一年中不受災害病痛的侵擾。在這種宗教迷信觀念的支配下，“鬥石”活動進行得十分激烈，規模也相當可觀，很容易失去控製，而成為村落之間、宗族之間的械鬥。這種村落之間的娛樂性戰鬥遊戲在雲貴高原的布依族也流傳已久，俗稱“鬥石頭龍”，在晚上進行。每年七月十五日夜間，一群一群的布依族青年，呼嘯踴躍，擲石如飛，在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石如流星，如疾矢，既令人緊張，又讓人興奮。東北地區朝鮮族將這種充滿尚武精神的遊戲更為形象地稱為“石戰”，進行石戰時，兩“軍”分別位於河的兩岸，隔水相對，一聲令下，雙方即以河邊的石塊猛擊“敵軍”，直到一方潰退。生活在我國西北地區的東鄉族也有這種習俗，不過用的是沒有什麼危險性的土塊，每年正月初一，兩個村子的青壯年在約定的時間進行這種互相投擲土塊的“戰鬥”，直到一方以自己猛烈的“火力”將對方逼退回自己的村子。這種以石擊人的投擲運動，在冷兵器時代實際上也是一種獨特的軍事技能，在實戰中有著不容忽視的軍事價值。《水滸》中的“沒羽箭”張清就是把軍隊中力量性投擲與民間的技巧性投擲巧妙地結合了起來，練出了一手飛石打人的過硬功夫。水泊梁山多少英雄好漢，像金槍手徐寧、雙鞭將呼延灼、花和尚魯智深，盡管一個個都有萬夫不當之勇，卻都被張清神出鬼沒的石子打得鼻青臉腫，頭破血流（《水滸》第七十回）。
居住北方大草原的蒙族人，不但能騎善射，也有十分出眾的投擲技巧，尤其擅長打“布魯”。“布魯”即蒙語“投擲”的意思，也是指一種投擲器。“布魯”有三種：一種叫“吉如根布魯”，這是一種銅鐵製成的心狀物，係著一根長皮條，主要用於在近距離獵獲大型野獸，用力擲出後，可以穿透野獸堅韌的毛皮，直取要害，就是猛獸也會立時殞命；第二種叫“圖固立嘎布魯”，是木製的圓形物，前部灌有鉛或包有銅鐵，重量輕，速度快，適用於打一些機動性很強的小動物，如野雞、野兔等；第三種為“海雅木拉布魯”，
是鐮刀狀的木製物，隻用於平時的練習。後來打“布魯”發展成為蒙古族的一種民間體育，有比賽擲遠和擲準兩種形式。投擲對高山族的青年男女們別有一番含義，是他們傳情的一種方式。高山族有“背簍會”的習俗，這時姑娘們背一隻竹簍在前麵跑，有意於某一姑娘的小夥子手持檳榔在後麵緊追不舍，並要在跑動中將手中的檳榔擲入距離自己四至五米開外的姑娘的背簍，來表達自己的愛慕之情。當然了，婚娶大事，不能憑一擲而定，姑娘們可以將自己不喜歡的小夥子的檳榔倒出背簍，或故意左右傾斜，不讓檳榔入簍。但是如果一個小夥子投擲的準頭太差，屢投不中，或錯投入不是自己意中人的背簍，也是十分難堪的。總的來看，中國古代的跑、跳、投等田徑活動，主要是軍事訓練的一部分，是作為軍事體育的手段存在的，較少作為民間的娛樂活動。這也說明了田徑在古代中國還沒有從軍事中分離出來。
二、古代遊泳
中國有波濤滾滾的長江大河，有星羅棋布的湖泊水澤，南方更是水網交錯，溝渠縱橫，我們的祖先與水打交道已有漫長的曆史了。以漁獵為生的原始人類往往選擇河岸湖畔作為自己的棲居之所，這樣不僅取水容易，打魚方便，而且交通也十分便利，隻要乘一隻獨木舟，一個簡陋的木筏就可以很容易地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水大大地擴大了人類的活動範圍，在沒有道路，到處都有野獸出沒的環境裏，這種水上通道起的作用一點不比今天的高速公路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