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田壯壯等導演電影中的少數民族影像，以及90年代新紀錄運動中的少數民族影像，構成了中國藝術電影的一支傳統。在當代青年藝術家心目中，少數民族是一種跟藝術很貼近的題材。2004年之後，作為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以下簡稱廣電總局）體製化改革的成果，民營資本進入電影製作業，藝術青年躍躍欲試，其中有不少人在少數民族題材上一試身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產量意外地出現小井噴，成為各類影展的常客。在這一批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生產中，有一種新的文化元素產生了，那是在新世紀中國的發展語境裏，少數民族文化表述依循去中心化的路徑，開始呈現出與主流文化的疏離關係，這種關係在“母語電影”及其相關理論和批評的生產中，表現得最為充分。
一時，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學術界較早地關注主要闡發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中帶有突發性的文化價值，探討這一類電影在少數民族文化主體性表達上的拓展。一種多元文化主義的理論視野主宰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批評，“母語電影”的話語流傳甚廣。當然除此之外，依然還有對原生態文化的積極評價，以及對少數民族文化“他者化”的習慣性想象等。總體而言，新世紀少數民族影像也受多重邏輯纏繞，它的生產和消費與時代的主流文化息息相關。
我個人介入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研究似乎是出於一種偶然，不過冥冥之中似乎也有一點必然。在學生時代曾經連續幾個暑假獨自遊曆西部高原，20世紀90年代文藝青年的心路曆程在我身上似乎留下了烙印。十幾年過去，青春之氣已經消耗，對西部民族的感受已經淡忘。2009年年初，應《中國民族報》文化周刊朋友的邀請，以電影研究者的身份，對當時一位嶄露頭角的有少數民族身份的導演進行訪談。從此一發不可收，很快在該報上開辟出對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導演的訪談專欄。以前學生時代在民族地區的經曆活像一種“緣”，它沒有從生命裏消失，在我準備以少不更事的蹉跎對那段生活進行定性並且開始遺忘時，不期然它又以另一種形式回到了我的生活裏。
以我當時的理論和文化準備，我想畢竟每年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數量不少，加上2008年以前積壓的作品，對少數民族題材電影進行一些後結構主義批評，應當可以把一個訪談專欄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是，現實最終還是滲入了我的研究，因為周遭的研究環境反應似乎比我快，與民族電影有關的會議、活動、事件漸漸多起來，到2010年第一屆北京民族電影展舉行，有關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信息量劇增，作為研究者也因這些新氣象深受鼓舞，而在研究的視野中開始融入了曆史維度。
2008年和2009年發生的幾起事件，為研究者在新的視野上理解中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文化意義提供了契機，原有的多元文化主義的批評範式已經難以為繼。理論批評永遠是隨語境而變，當下中國在現實政治的警示下，本土的民族理論與實踐的知識係統可能被重新激活。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人們將有可能重新開啟與曆史上中國民族理論與實踐的對話。在此基礎上，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研究也有望成為一種“接地氣”的研究。
因此，這次對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研究首先從一種“元批評”的實踐開始。“民族”一詞，像是曆史的層積岩，意義多源多流，互相疊壓，致使漢語中的“民族電影”也是歧義叢生。辨析語義，正是為了在研究方法上正本清源，謹防為潮流裹挾，發輕慢之詞。回到曆史中，考察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生發機製和社會功用，在此基礎上，再考察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在社會文化轉型背景中的文化表述轉型。而轉型後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痼疾，已呼喚文化研究的使命感，因為當下充裕的分析素材中，已經有可辨識的流變方向。
中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從來就是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利器。當初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製作有國家在場，當下，這種在場仍舊是常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生產機製研究可以廓清該類電影的複雜文化流程，以及在國家視野中的興衰原委。它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成為藝術電影傳統的一個支係，源於一種重構曆史的態度。從諸多個案分析入手，可以更深切地體會這種重構的前因後果。
我希望這次關於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研究隻是一個開始，也希望它能對我未來的同主題與不同主題的研究有幫助。
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