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呈現良好發展態勢。在每年中國電影的各類展映活動，如北京大學生電影節、上海國際電影節、“北京放映”、華語青年電影論壇等影展中，都占據相當的比例，並且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也成為了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隨著社會對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關注越來越多，人們也發現近期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文化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也產生了一些耐人尋味的問題，關於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命名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從“少數民族電影”到“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再到“民族電影”等，中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悄然經曆了一係列的知識轉型。而對轉型過程中產生的新的電影現象的命名，折射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文化變遷。目前，需要對這些相互關聯的概念進行梳理，辨析每個概念背後的觀念曆史。
“少數民族電影”的“名”與“實”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少數民族電影”一直具有確切的所指。直到最近，主流學術界仍在使用這樣的稱呼。不過，這種稱呼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已經受到了質疑。當西方歐美電影研究中的“少數族裔電影”概念呈現在中國的電影研究者麵前時，人們很容易將它與中國的“少數民族電影”進行比較。一經比較，即可輕易發現這一稱呼的差別之處。例如歐美電影研究中的“少數族裔電影”首先具有一個“作者原則”，即電影的“作者”屬於“少數族裔”，而中國的“少數民族電影”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基本不含作者屬性，並更多指向一種“題材”屬性。
較早對這一問題進行闡述的是1996年中國電影金雞百花電影節電影論壇上的一篇論文《少數民族電影的概念界定問題》。這一年的電影論壇主題是中國少數民族電影。這篇論文的作者是北京電影學院王誌敏先生。文章較早對少數民族電影的“概念問題”進行了梳理，同時，也是電影學術界受西方學術觀念的影響，較早觸碰中國少數民族電影問題的實例，對後來同主題的研究產生了可見的影響。
王誌敏先生論文的核心觀點是：少數民族電影研究必須首先對“少數民族電影”概念進行界定。借鑒法國新浪潮的“電影作者論”與女性主義批評對女性主義的自我界定，文章作者提出了判斷一部電影是不是少數民族電影的標準。這個標準包括三個要點：一個根本原則，即文化原則；兩個保證原則，即作者原則和題材原則。從現在的角度看，王誌敏先生道出了相關的“學術常識”，他對“少數民族電影”概念的辨析符合“學術理性”。但王誌敏先生沒有解釋“少數民族電影”概念在新中國成立後幾十年的電影史中被選擇使用的前提條件與必然性。
通過三條標準的衡量，文章作者認為，我們習慣上說的“少數民族電影”，包括那些觀眾耳熟能詳的“少數民族電影”經典，可以說大部分是“少數民族題材電影”。首先，“少數民族電影”的導演大多數沒有少數民族的文化身份意識。就像貝爾特魯奇的《末代皇帝》不能被指認為中國電影一樣，張暖忻的《青春祭》也不是少數民族電影。文章作者還舉例：謝飛導演的《黑駿馬》自覺與西方視角拉開距離，但還是沒有少數民族的視角，充其量是中華民族的視角。作者還對影片《五朵金花》、《達吉和她的父親》是不是少數民族電影的問題基本持否定態度。由於對少數民族導演文化身份的重視，文章作者肯定，在內蒙古、西藏和新疆等自治區可以說有少數民族電影，並舉例說明塞夫和麥麗絲、廣春蘭的電影是少數民族電影，而眾多漢族導演執導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都不是少數民族電影。
如上論斷在當時是新鮮的，也不乏說服力。但上文所提出的觀點存在不少問題。比如，文章作者認為，內蒙古、西藏、新疆等自治區可以說有少數民族電影，這是一種想當然。在1996年以前的中國電影體製中，西藏一直沒有設立電影製片廠，因而就沒有電影的產能，按照作者提出的標準，起碼“西藏有少數民族電影”一說沒有電影史的依據。內蒙古、新疆設立了國有電影製片廠，雖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主要承擔少數民族語電影譯製工作，但改革開放後故事片生產也有了不短的曆史，似乎具備了產生“少數民族電影”的物質條件。文章列舉內蒙古電影製片廠的著名導演塞夫和麥麗絲，並指出他們創作的《東歸英雄傳》和《悲情布魯克》具有少數民族文化立場。但是這兩部電影並非隻有單純的少數民族立場，前者講述蒙古土爾扈特部不堪沙皇欺壓，曆經艱辛回歸大清的故事，後者描繪了一幅蒙古族人民在抗日戰爭背景下保衛祖先留下的土地的史詩畫卷。這兩部商業氣息濃厚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都是從中華民族曆史的脈絡裏取材本民族的一段曆史，契合了中華民族的大曆史觀，體現出強烈的皈依主流文化的心態兩部影片由內蒙古電影製片廠出品，導演都是塞夫與麥麗絲夫婦。既然塞夫和麥麗絲可以在電影中將少數民族的立場與中華民族的立場合二為一，那麼，王誌敏先生對謝飛導演的評判就有“雙重標準”的意味。為什麼謝飛的《黑駿馬》不能既表現中華民族的文化立場，同時又傳達少數民族立場呢？這裏體現出在王誌敏先生的觀念裏，“少數民族電影”的“保證原則”，即“作者原則”已經超越了“文化原則”而上升到首要地位，似乎隻有少數民族導演具備將二者統一在電影中的權力與能力。天山電影製片廠的導演廣春蘭曾經拍攝了一係列維吾爾族題材的電影，可她自己是錫伯族，如果說廣春蘭導演的作品是少數民族電影，謝飛導演的《黑駿馬》卻不是，那是否意味著各個少數民族的文化立場與精神可以互通，而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文化立場與精神卻隻能分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