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
張仁幹
我的父親已經去世二十年了，但每次想起我的父親，一種愧疚感就會深深地揪痛我的心靈，使我寢食不安，難以平靜。二十年來，這種愧疚感不僅沒有減輕，反而隨著年齡的增長更加強烈了。
1993年初，哈密市委決定舉辦“’93絲綢之路首屆哈密瓜節”，讓我牽頭編輯哈密瓜節主體宣傳資料《中國新疆·哈密》大型畫冊。當時哈密還沒有出版過畫冊，我覺得任務十分沉重，立即擬定編輯大綱，組織攝影組，開展資料收集、圖片攝影等各項工作。可就在工作剛剛推開的時候，我的老家突然發來一封電報，說我父親病重，要我速歸。我拿著電報，難下抉擇：請假吧，估計市委張曉峰書記會同意的，父親病危，他怎麼能不同意呢？但他任職後對我的第一件重托就會有落空的可能。不回吧，良心、孝心，都不能允許。我的妻子看到我難於抉擇的樣子，十分理解我的為難，提出由她向單位請假，以退休為代價（她是副高職稱，以退休讓位為由容易請假），代我回·家盡孝。反複斟酌，以忠孝不能兩全為慰藉，由我妻子代我回家探望父親。誰知父親真的病故了，且因我們離得太遠，當時火車又慢，妻子到家時，父親已經下葬，最後一麵我妻子也未能見上。我母親告訴我妻子：在我父親病前就一直說要我回家一次，但因我們在新疆，離家太遠，一直沒有告訴我們，喪事又沒有趕上，我母親感到十分遺憾。我母親說：五個兒子，除你大哥外，他最喜歡的就是仁幹，卻未能見上最後一麵……
我妻子的每一句轉述，都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隨時都會勾起我對父親的回憶。
我父親的明理、睿智，在我還是孩提時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母親常對我說：我出生的那年，我大哥已經十四歲了，原來一直跟著我祖父（祖父是晚清秀才）上私塾，後來我的一位族祖父家創辦了一所小學（當時稱為新學），我父親想讓我大哥上新學，但我的這位族祖父說要交三石六鬥（一石合三百斤）小麥作為老師的見麵禮，當時家裏交不起，大哥一氣之下離家出走了。三天之後我父親在離家五十多裏路的城頭找到了大哥，大哥已經參加了駐紮在城頭的八路軍，成為連隊的文化教員，正在連隊讀報紙呢。實際上大哥受地下黨的影響，早就想參加革命。父親了解了大哥的想法後，欣然支持大哥的做法。父親的行為受到部隊首長的充分肯定和讚揚，我大哥也成為當地參加革命最早的人員之一，我父親也是當地備受鄉親稱讚的一個人。
新中國成立了，我們家是雙軍屬，享受人民政府好多的優待與照顧，父親也是遠近知名的社會賢達。新中國開展的許多運動，諸如“減租反霸”“·第二次土地改革”等他都能積極參加。但他又極為認真地幫助我們那些原在國民黨政權任職現在遭到人民政權鎮壓的同姓親屬解決生活上的困難，諸如當國民黨聯防大隊長的族祖父被鎮壓了，他幫助收屍、埋葬；家屬子女被“掃地出門”了，他幫助修一間“豎頭舍子”，讓一家老小有一個落腳的地方；我那個當國民黨鄉長的族叔下落不明，我的那個族嬸與堂弟也被“掃地出門”了，他與村裏協商，在他的大宅院裏勻出兩間房子讓其棲身；生活無著落他又幫助出點子，叫我那個族嬸發揮繡花技藝特長，剪花樣子賣，維持其生活……一天晚上，我與父親在門前乘涼，我不解地問父親：那些人不是階級敵人嗎？你怎麼能敵我不分地幫助他們呢？父親停了好半天，躺在軟床上，望著天上的星星，臉也不轉地平靜地對我說：“孩子，你錯了，他們不是階級敵人，僅是敵人的親屬啊！他們掌權的時候，你兩個哥哥都參加了革命，卻一個指頭也沒有動我們；今天我們掌權了，為什麼連生存的權利也不給人家呢？”聽他分析的口氣，似乎他是人民政權的什麼官，我不解地回味著他的話。父親一直望著天上的星星，過了好久，輕輕地歎了一口氣，像是自語，又像是說給我聽的：“階級鬥爭，使人們失去仁義和親情啊！”當時我並沒有聽懂這句話，但它一直在我的耳邊響著，直到“文化大革命”了，我還清晰地記得父親的這句話。
1960年的春天，我在學校得了傷寒，高燒了十幾天。因為經過“大躍進”的糟蹋，農民家都是一貧如洗的，加上全家要重點保護二哥，我決定不將我的病情告訴老人，害怕為難他們。不知怎的，父親還是知道了我的病情。一天，我父親提著一個沉重的陶罐進了我宿舍，令我驚訝不已。原來我父親聽說我病了的情況後，就將家裏一隻生蛋的母雞宰了，燉成雞湯，近三十裏路，就這樣提著來了（那時候沒有公交車）。父親看著我瘦削的臉龐，眼睛濕潤了。他那一臉焦灼的表情深深地映入我的腦海。幾十年過去了，每當想起那次傷寒病，父親那一臉焦灼、雙眼濕潤的表情就會鮮明清晰地出現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