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趙國的藺相如因為出使秦國，臨危不懼，戰勝了驕橫的秦王，為趙國立下大功，因而趙王封他為上卿。廉頗，是趙國的一員名將。武靈王在位時，南征北戰，為趙國立有汗馬之勞；惠文王當政後，東擋西殺，他更是為趙國屢建新功。他是趙國誰都比不了的舉足輕重的功臣。
藺相如為上卿後，廉頗不滿地逢人便說：我有攻城野戰之功，他藺相如算什麼？隻不過是有口舌之勞。而且，他是宦者舍人，出身卑賤。然而，他的官位竟居我之上，我怎能甘心？哼哼，待我見到他，非羞辱他一番不可！這一天，遊說名士虞卿受趙惠文王之托去拜見廉頗。見麵後，虞卿先是把廉頗攻城野戰的功績著實地誇耀一番，然後，話鋒一轉，說道：廉將軍，若論軍功，那藺相如自然不如你；可若論氣量，將軍你可就不如他了。廉頗先是喜形於色，後又勃然大怒，問道：藺相如以口舌取功名，不過一介懦夫。他有什麼氣量？虞卿說：廉將軍，秦王那麼大的威勢，藺相如都不害怕，他怎麼會怕你呢？藺相如說，今天的秦國有點怕趙國，它所怕的，就是藺相如跟廉將軍的團結一致。如果你們倆互相攻擊，那正是秦國所歡迎的事。那時，秦國就不怕趙國了，趙國就要遭受秦國的侵略了。所以，他藺相如才避開你廉將軍。顯然，藺相如是以國家為重，以個人的恩怨為輕。
廉頗被虞卿的一席話羞得紅了臉。他深深地慚愧了。於是，素常威風凜凜的廉將軍，袒露著肩背，身背著荊條，不坐車輦，單身徒步到藺相如的府上請罪來了。見到藺相如，撲通一聲，廉頗跪在了地上：藺上卿，鄙人見識淺狹，不知上卿胸襟如海。罪過！罪過！請上卿責打我吧！說著，廉頗從身上取下荊條，向藺相如遞去。
藺相如見此也跪在了地上，與廉頗跪了個麵對麵：廉將軍啊，你我二人，並肩事主，都是社稷的重臣。將軍能夠體諒我，我已是感激萬分了。怎敢勞將軍負荊前來請罪呀！看見藺相如如此寬宏大度，廉頗流著淚十分誠摯地說道：藺上卿，我願與您結成生死之交，雖刎頸而心不變！
什麼叫人傑？像廉頗、藺相如者，就是真正的人傑。戰國時期的趙國會如此強大，與趙國的傑出人才是分不開的。廉頗能“負荊請罪”，是一種美德，藺相如身為宰相，位高權重，而不與廉頗計較，處處禮讓，更是一種大氣量。放在現在來說，氣量寬大到這種程度，還有什麼事情做不成功呢？我們在工作中，如若能有古代的廉頗和藺相如一樣的個人品質，那麼，你不想成功都難了。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量小非君子”。拋開成敗得失不談，一個人的氣量是大是小，能夠從根本上體現一個人的品質優劣。至少，氣量大一點，可以做到不那麼令人討厭。誰不希望做一個令人喜歡的人呢？但是，要做到大人有大量還真不那麼容易，除了要有達觀的處世態度之外，還得有堅強的自製力。比如說，韓信的“胯下之辱”，沒有無故加之而不怒的意誌支持，那還不“一怒拔劍”？自製力從何而來？從生活中來。首先，你得立誌鍛煉自己做一個大量的人，並且付諸實踐。其次，要時時刻刻堅持鍛煉自己的心態，有一個好的心態，就會有一個好的品質，那麼你也就會有寬大的氣量，隻要有足夠的氣量，你就會獲得成功。
《史記留侯世家》記載：秦朝末年，張良在博浪沙謀殺秦始皇沒有成功，便逃到下邳隱居。
一天，他在鎮東石橋上遇到位白發蒼蒼、胡須長長、手持拐杖、身穿褐色衣服的老人。老人的鞋子掉到了橋下，便叫張良去幫他撿起來。張良覺得很驚訝，心想：你算老幾呀？敢讓我幫你撿鞋子？張良甚至想拔出拳頭揍對方，但見他年老體衰，而自己卻年輕力壯，便克製住自己的怒氣，到橋下幫他撿回了鞋子。
誰知這位老人不僅不道謝，反而大咧咧地伸出腳來說：替我把鞋穿上!張良心底大怒：嘿，這糟老頭子，我好心幫你把鞋撿回來了，你居然還得寸進尺，要讓我幫你把鞋穿上，真是過分！
張良正想脫口大罵，但又轉念一想，反正鞋子都撿起來了，幹脆好人做到底。於是默不作聲地替老人穿上了鞋。張良的恭敬從命，贏得了這位老人孺子可教的首肯。又經過幾番考驗，這位老人終於將自己用畢生心血注釋而成的《太公兵法》送予張良。
張良得到這本奇書，日夜誦讀研究，後來成為滿腹韜略、智謀超群的漢代開國名臣。
張良能克製自己的不快，為老人拾鞋、穿鞋，實際就是在鍛煉自己的氣量。看上去好像很窩囊，但這並不是軟弱的表現。明知自己比老人身強力壯，卻處處禮讓，這既表現為對老人的尊重，也表現為對自身品格的完善。張良正是在不斷禮讓的過程中，磨礪了意誌，增長了智慧，練就了寬大的氣量，最終成為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的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真正的強者總是善於在社會中努力鍛煉自己，培養自己。有氣量者總能掌握一種外圓內方、綿裏藏針的管理、處事技巧，讓別人的攻擊因為沒有著力點而不能發揮作用，反之自己隻需輕輕一擊就可以令競爭對手受到重創，這才是真正的高手應該做的事情。
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
戰國時期，魏國有個能人，名叫範雎。範雎想幫魏王出謀劃策，但是家裏太窮，沒有自薦的本錢，隻好先在中大夫須賈府上做事。有一次，範雎跟從須賈出使齊國，齊襄王久聞範雎才華出眾，便派人送來黃金和牛酒等物以示敬意。須賈大怒，認為齊王之所以送他禮物，是因為他把魏國的秘密告訴了齊國人。歸國之後，須賈一狀告到宰相魏齊那裏。要是氣量小的人早就不幹了，可範雎不露聲色。魏齊得到密報，怒不可遏，叫家兵家將杖打範雎，範雎的肋骨被打斷了幾根，牙齒也被打掉了好幾顆。範雎裝作被打死了，魏齊叫人用席子卷起來，丟到廁所裏。
這還不算，須賈等人喝醉之後上廁所，輪換著往範雎身上撒尿。範雎好歹也算天下名士，可在如此難堪的局麵中，他含辱忍詬，請衛兵幫忙把他當死屍扔到亂墳崗中。後來，範雎到了秦國，被秦昭公拜為宰相，終身為應侯，為秦國的強大作出了傑出貢獻。
拋開其他的不說，我們是應該佩服範雎的氣量的。成大事者，是一定要能忍讓的。換個角度來說，能如此忍讓也需要讓時間、事實來替自己表白。時間是可以證明一切的。忍讓是一種美德，親人的錯怪，朋友的誤解，訛傳導致的輕信，流言製造的是非……此時生氣無助霧散雲消，惱怒不會春風化雨，而一時的忍讓則能幫助恢複你應有的形象，得到公允的評價和讚美。然後心平氣和地做你應該做的事情。
清代中期，有個六尺巷的故事。據說當朝宰相張英與一位姓葉的侍郎都是安徽桐城人。兩家毗鄰而居，都要起房造屋，為爭地皮，發生了爭執。張老夫人便修書北京，要張英出麵幹預。這位宰相到底見識不凡，看罷來信立即做詩勸導老夫人：
千裏家書隻為牆，再讓三尺又何妨？萬裏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張母見書明理，立即把牆主動退後三尺；葉家見此情景，深感慚愧，也馬上把牆讓後三尺。這樣，張葉兩家的院牆之間，就形成了六尺寬的巷道，成了有名的六尺巷。事情往往就是這樣：爭一爭，行不通；讓一讓，六尺巷。古代人士尚能如此，今天同事之間、鄰裏之間處理是非小事，更應該高上一著。
氣量中包含有忍讓、寬容和不拘小節。我們從曆史的長河中，能讀到很多這樣的故事。
《宋史》記載，有一天，宋太宗在北陪園與兩個重臣一起喝酒，邊喝邊聊，兩臣喝醉了，竟在皇帝麵前相互比起功勞來，他們越比越來勁，幹脆鬥起嘴來，完全忘了在皇帝麵前應有的君臣禮節。侍衛在旁看著實在不像話，便奏請宋太宗，要將這兩人抓起來送吏部治罪。宋太宗沒有同意隻是草草撤了酒宴，派人分別把他倆送回了家。第二天上午他倆都從沉醉中醒來，想起昨天的事，惶恐萬分，連忙進宮請罪。宋太宗看著他們戰戰兢兢的樣子，便輕描淡寫地說：昨天我也喝醉了，記不起這件事了。
寬容是一種美德，也是有氣量的一種表現。現代的領導，都難免遇到下屬衝撞自己、對自己不尊的時候，學學宋太宗，既不處罰，也不表態，裝裝糊塗，行行寬容。這樣做，既體現了領導的仁厚，更展現了領導的睿智，不失領導的尊嚴，而又保全了下屬的麵子。以後，上下相處也不會尷尬，你的部屬更會為你傾犬馬之勞。
對於一個企業，領導者的心胸寬廣能容納百川。但寬容並不等於是做“好好先生”，不得罪人，而是設身處地地替下屬著想，這樣的老板不是父母官，也稱得上是一個修養頗高的領導者。優秀的管理人員會盡量避免說不，以免傷害對方。他們不采取任何行動，希望問題會自動消失。但是，他們也絕不會說不敢麵對問題或向員工投降。有氣量和懦弱是從根本上有差別的。
對於個人的成功，寬容的影響更大，沒有寬容，就沒有信任。沒有寬容，就沒有團結和合作。沒有寬容，就不可能出現什麼奇跡。
古人講忍字，至少有如下兩層意思：其一是堅韌和頑強。晉朝朱伺說：兩敵相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晉書?朱伺傳》）這裏的忍，正是頑強精神的體現。其二是抑製。被譽為亙古男兒的宋代愛國詩人陸遊，胸懷上馬擊狂胡，下馬草戰書的報國壯誌，也寫下過忍誌常須作座右銘。這種忍耐，不正凝聚著他們頑強、堅韌的可貴品格嗎？忍讓是一種眼光和度量，能克己忍讓的人，是深刻而有力量的，是雄才大略的表現。
李世民（599-649）即唐太宗，626-649年在位。在位任賢納諫，勵精圖治；推行均田製、租庸調法和府兵製；發展科舉製；施恩威於邊境，嫁文成公主於吐蕃讚普鬆讚幹布，加強漢藏聯係，使國昌民富，被譽為“貞觀之治”。《舊唐書》稱其“玄鑒深遠，臨機果斷，不拘小節，時人莫能測”，又“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誌業則鹹盡其才”。能開創中國曆史上最為強大的帝國，唐太宗的氣量，不可謂不大。《舊唐書》稱其“不拘小節”，也許是對他最為貼切的評語。
大的氣量，應該做自己認為的大事，沉迷於點滴小事中而不能敞開胸懷，是最得不償失的，也是最為愚蠢的舉動。
[BT3]狼道之二十六：
[BT2]誌求高遠
“誌”是人的心意所向，《詩?關睢序》稱：“在心為誌”。作為人生的追求目標，“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狼的生存也可以稱其為心態的生存，這可以引申到我們人類的誌求高遠。
立誌也就是使一個人從大地上站立起來，從懵懵懂懂中清醒過來，從渾渾噩噩中悔悟過來，從芸芸眾生中凸現出來。生活不能沒有目的，人生不能沒有方向。‘立誌’，就是給人生一個目的，一個方向，使人的智慧、情感和意誌沿著既定的方向駛向既定的目的。《大學》有言：“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個止，就是人生的至善境界，生活的目的，它是使人高大的東西，支撐人的價值和尊嚴的東西。
在中國文化的傳統意義上，立誌與做人是密切相關的，誌向如何，不但決定人的品格如何，而且也決定一個人的人生智慧成就如何。一方麵，需要有崇高的目標，如諸葛亮寫給他外甥的一封信中說：夫誌當存高遠……若誌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另一方麵，也不可逞才使氣，妄自尊大到不切實際的地步，即所謂誌大才疏，如《三國演義》中的袁紹，自以為兵多將廣，又有四世三公的出身，擁有青、冀、幽、並等四川地盤，認為在群雄中無人可比，天下唾手可得，結果在官渡被曹操打敗。等到曹操舉兵攻冀州時，袁紹又氣又急吐血鬥餘而死。《三國演義》特別有一首詩議論這種立誌不當之人：
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意氣自縱橫。空招俊傑三千客，漫有英雄百萬兵。羊質虎慶功不就，鳳毛雞膽事難成。更憐一種傷心處，家難徒延兩弟兄。
既要有高遠誌向，又要有切實的努力過程，這是一種人生智慧。儒學的創始人孔夫子在立誌上可稱頗具創造性。《論語?為政》說：吾十有五，而誌於學。治學是孔子的本意。孔子治學而不入仕，在當時是不會有太高的地位的。但當孔子看到了在禮崩樂壞的時代，新興統治者不斷產生，新興統治者為了表明自己執政的合理性，往往要援引傳統理論，以說明自己行動的正確性，他想通過掌握了“道”的士人去影響並改造統治者，於是便將解“道”當作了自己的主要任務，這就是後來的治學與講學。誌求高遠，必然帶動充實的人生。孔子一生以治學為核心，終成“大家”。
現實社會中的很多人都在立誌，但是不敢立大誌，對自己缺乏足夠的自信，其實我們應當深信：誌當存高遠，要立誌就要立大誌。俗話說：“有誌者事竟成”，隻要我們有堅定不移的奮鬥目標，相信終有一天，我們能夠實現它。
創立陳氏定理的數學家陳景潤，在中學時期就立下了誌向，一定要證明出哥德巴赫猜想，為祖國爭光，為祖國的科學事業做出貢獻。為此，他始終刻苦學習，努力鑽研，在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他頂著狂風惡浪，忍受著疾病的折磨，堅持鬥爭，始終不懈，終於部分地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大大地推進了基礎數學的研究，為祖國爭得了榮譽。
中國五千年的文明曆史中，立誌成才的曆史人物很多，他們都成為了當時社會的人傑。他們的誌向也鼓舞了很多的人。
林則徐自幼聰敏過人，年僅12歲就郡試第一，13歲就考中秀才。父母決心把他培養為報效國家的優秀人才，所以不顧家中貧苦難支，毅然決然地把兒子送進當時福建的最高學府鼇峰書院，拜不阿權貴、不肯向和珅屈膝而憤然辭官教學的鄭光策為師。在父母及良師益友的教誨引導下，林則徐在鼇峰書院發憤攻讀了七年，博覽群書大開眼界，讀書報國的思想日漸明確。他曾在劄記中寫道，“豈為功名始讀書”，摒棄了學而優則仕、讀書為當官的傳統思想。
在林則徐20歲中舉之後，父親又經常帶他參加本地一些知名學者們組織的主張革新禮儀，反對繁文縟節、庸俗泥古，具有開明進步傾向的率真會的研討活動；同時還把他引見給從小就令他時常讚歎的仗義敢言、勇揭貪官而被誣下獄、發配新疆卻始終不屈的學界先輩林雨化，鼓勵他向這位有骨氣、敢抗爭的前輩學習。
在父母愛國思想的熏陶下，少年時代的林則徐就對諸葛亮、李綱、嶽飛、文天祥、於謙等愛國英雄深懷景仰，立誌效仿。他曾多次邀集學友到越王山麓的李綱祠憑吊，賦詩填詞抒發報國之誌、愛國情懷。22歲那年，他又和學友一道發起集資捐款修葺李綱墳墓的義舉，進一步表達愛國情操。終而以在虎門焚燒大量外國鴉片，沉重打擊了侵略勢力的囂張氣焰，成為中華民族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