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讀經與讀史
一個闊人說要讀經，嗡的一陣一群狹人也說要讀經。豈但“讀”而已矣哉，據說還可以“救國”哩。“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那也許是確鑿的罷，然而甲午戰敗了，——為什麼獨獨要說“甲午”呢，是因為其時還在開學校，廢讀經以前。
我以為伏案還未功深的朋友，現在正不必埋頭來哼線裝書。倘其咿唔日久，對於舊書有些上癮了，那麼，倒不如去讀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須是野史；或者看雜說。
現在中西的學者們，幾乎一聽到“欽定四庫全書”這名目就魂不附體，膝彎總要軟下來似的。其實呢，書的原式是改變了，錯字是加添了，甚至於連文章都刪改了，最便當的是《琳琅秘室叢書》中的兩種《茅亭客話》，一是宋本，一是四庫本，一比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欽定”的正史也一樣，不但本紀咧，列傳咧，要擺“史架子”；裏麵也不敢說什麼。據說，字裏行間是也含著什麼褒貶的，但誰有這麼多的心眼兒來猜悶壺盧。至今還道“將平生事跡宣付國史館立傳”，還是算了罷。
野史和雜說自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因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看宋事，《三朝北盟彙編》已經變成古董，太貴了，新排印的《宋人說部叢書》卻還便宜。明事呢，《野獲編》原也好，但也化為古董了，每部數十元；易於入手的是《明季南北略》，《明季稗史彙編》，以及新近集印的《痛史》。
史書本來是過去的陳帳簿，和急進的猛士不相幹。但先前說過，倘若還不能忘情於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們現在的情形，和那時的何其神似，而現在的昏妄舉動，胡塗思想，那時也早已有過，並且都鬧糟了。
試到中央公園去，大概總可以遇見祖母帶著她孫女兒在玩的。這位祖母的模樣，就預示著那娃兒的將來。所以倘有誰要預知令夫人後日的豐姿，也隻要看丈母。不同是當然要有些不同的，但總歸相去不遠。我們查帳的用處就在此。
但我並不說古來如此，現在遂無可為，勸人們對於“過去”生敬畏心，以為它已經鑄定了我們的運命。Le Bon先生說，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誠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類究竟進化著。又據章士釗總長說，則美國的什麼地方已在禁講進化論了，這實在是嚇死我也，然而禁隻管禁，進卻總要進的。
總之：讀史，就愈可以覺悟中國改革之不可緩了。雖是國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則，雜史雜說上所寫的就是前車。一改革，就無須怕孫女兒總要像點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腳是三角形，步履維艱的，小姑娘的卻是天足，能飛跑；丈母老太太出過天花，臉上有些缺點的，令夫人卻種的是牛痘，所以細皮白肉：這也就大差其遠了。
十二月八日
二捧與挖
中國的人們，遇見帶有會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來就用兩樣法：將他壓下去，或者將他捧起來。
壓下去就用舊習慣和舊道德，或者憑官力，所以孤獨的精神的戰士，雖然為民眾戰鬥，卻往往反為這“所為”而滅亡。到這樣，他們這才安心了。壓不下時，則於是乎捧，以為抬之使高，饜之使足，便可以於己稍稍無害，得以安心。
伶俐的人們，自然也有謀利而捧的，如捧闊老，捧戲子，捧總長之類；但在一般粗人，——就是未嚐“讀經”的，則凡有捧的行為的“動機”，大概是不過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論，也大抵是凶惡的，火神瘟神不待言，連財神也是蛇呀刺蝟呀似的駭人的畜類；觀音菩薩倒還可愛，然而那是從印度輸入的，並非我們的“國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東西。
既然十之九不是好東西，則被捧而後，那結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適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還能使他們很不安，因為人心本來不易饜足。然而人們終於至今沒有悟，還以捧為苟安之一道。
記得有一部講笑話的書，名目忘記了，也許是《笑林廣記》罷，說，當一個知縣的壽辰，因為他是子年生，屬鼠的，屬員們便集資鑄了一個金老鼠去作賀禮。知縣收受之後，另尋了機會對大眾說道：明年又恰巧是賤內的整壽；她比我小一歲，是屬牛的。其實，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決不敢想金牛。一送開手，可就難於收拾了，無論金牛無力致送，即使送了，怕他的姨太太也會屬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內，似乎不近情理罷，但這是我替他設想的法子罷了，知縣當然別有我們所莫測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時候，我在S城，來了一個都督。他雖然也出身綠林大學，未嚐“讀經”（？），但倒是還算顧大局，聽輿論的，可是自紳士以至於庶民，又用了祖傳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這個拜會，那個恭維，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連自己也忘其所以，結果是漸漸變成老官僚一樣，動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幾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頂高得多了。當初自然是防其潰決，所以壅上一點土；殊不料愈壅愈高，一旦潰決，那禍害就更大。於是就“搶堤”咧，“護堤”咧，“嚴防決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當初見河水泛濫，不去增堤，卻去挖底，我以為決不至於這樣。
有貪圖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給。那麼，此輩也就連生日都未必做了。單是省卻拜壽，已經是一件大快事。
中國人的自討苦吃的根苗在於捧，“自求多福”之道卻在於挖。其實，勞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從惰性太多的人們看來，卻以為還是捧省力。
十二月十日
三最先與最後
《韓非子》說賽馬的妙法，在於“不為最先，不恥最後”。這雖是從我們這樣外行的人看起來，也覺得很有理。因為假若一開首便拚命奔馳，則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隻適用於賽馬的，不幸中國人卻奉為人的處世金針了。
中國人不但“不為戎首”，“不為禍始”，甚至於“不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驅和闖將，大抵是誰也怕得做。然而人性豈真能如道家所說的那樣恬淡；欲得的卻多。既然不敢徑取，就隻好用陰謀和手段。以此，人們也就日見其卑怯了，既是“不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恥最後”，所以雖是一大堆群眾，略見危機，便“紛紛作鳥獸散”了。如果偶有幾個不肯退轉，因而受害的，公論家便異口同聲，稱之曰傻子。對於“鍥而不舍”的人們也一樣。
我有時也偶爾去看看學校的運動會。這種競爭，本來不像兩敵國的開戰，挾有仇隙的，然而也會因了競爭而罵，或者竟打起來。但這些事又作別論。競走的時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個人一到決勝點，其餘的便鬆懈了，有幾個還至於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數的勇氣，中途擠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為跌倒，使紅十字隊用擔架將他抬走。假若偶有雖然落後，卻盡跑，盡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為他太不聰明，“不恥最後”的緣故罷。
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戰具比我們精利的歐美人，戰具未必比我們精利的匈奴蒙古滿洲人，都如入無人之境。“土崩瓦解”這四個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恥最後”的人的民族，無論什麼事，怕總不會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脊梁。
四流產與斷種
近來對於青年的創作，忽然降下一個“流產”的惡諡，哄然應和的就有一大群。我現在相信，發明這話的是沒有什麼惡意的，不過偶爾說一說；應和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世事本來大概就這樣。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於舊狀況那麼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這麼疾首蹙額；於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於初興之事就這麼求全責備？
智識高超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開導我們：生下來的倘不是聖賢，豪傑，天才，就不要生；寫出來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寫；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或者，至少能給我（！）有更多的好處，就萬萬不要動！……
那麼，他是保守派麼？據說：並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獨他有公平，正當，穩健，圓滿，平和，毫無流弊的改革法；現下正在研究室裏研究著哩，——隻是還沒有研究好。
什麼時候研究好呢？答曰：沒有準兒。
孩子初學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來，的確是幼稚，危險，不成樣子，或者簡直是可笑的。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卻總以懇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這第一步去，決不會因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礙闊人的路線而“逼死”他；也決不至於將他禁在床上，使他躺著研究到能夠飛跑時再下地。因為她知道：假如這麼辦，即使長到一百歲也還是不會走路的。
古來就這樣，所謂讀書人，對於後起者卻反而專用彰明較著的或改頭換麵的禁錮。近來自然客氣些，有誰出來，大抵會遇見學士文人們擋駕：且住，請坐。接著是談道理了：調查，研究，推敲，修養，……結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則，便得到“搗亂”的稱號。我也曾有如現在的青年一樣，向已死和未死的導師們問過應走的路。他們都說：不可向東，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說應該向東，或西，或南，或北。我終於發見他們心底裏的蘊蓄了：不過是一個“不走”而已。
坐著而等待平安，等待前進，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慮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卻終於不至；不生育，不流產而等待一個英偉的寧馨兒，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慮的是終於什麼也沒有。
倘以為與其所得的不是出類拔萃的嬰兒，不如斷種，那就無話可說。但如果我們永遠要聽見人類的足音，則我以為流產究竟比不生產還有望，因為這已經明明白白地證明著能夠生產的了。
十二月二十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1925年12月10日、12日、22日《國民新報副刊》，選自《華蓋集》）
小雜感
蜜蜂的刺，一用即喪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則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們就是如此不同。
約翰穆勒說：專製使人們變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
要上戰場，莫如做軍醫；要革命，莫如走後方；要殺人，莫如做劊子手。既英雄，又穩當。
與名流學者談，對於他之所講，當裝作偶有不懂之處。太不懂被看輕，太懂了被厭惡。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為合宜。
世間大抵隻知道指揮刀所以指揮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揮文人。
又是演講錄，又是演講錄。
但可惜都沒有講明他何以和先前大兩樣了；也沒有講明他演講時，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話。
闊的聰明人種種譬如昨日死。
不闊的傻子種種實在昨日死。
曾經闊氣的要複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他們之所謂複古，是回到他們所記得的若幹年前，並非虞夏商周。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兒性；無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隻是母性和女兒性的混合。
防被欺。
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
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壁的一家唱著留聲機；對麵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著她死去的母親。
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我隻覺得他們吵鬧。
每一個破衣服人走過，叭兒狗就叫起來，其實並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兒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嚴厲。
恐怕有一天總要不準穿破布衫，否則便是共產黨。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人感到寂寞時，會創作；一感到幹淨時，即無創作，他已經一無所愛。
創作總根於愛。
楊朱無書。
創作雖說抒寫自己的心，但總願意有人看。
創作是有社會性的。
但有時隻要有一個人看便滿足：好友，愛人。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
要自殺的人，也會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屍的易爛。
但遇到澄靜的清池，涼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殺了。
凡為當局所“誅”者皆有“罪”。
劉邦除秦苛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而後來仍有族誅，仍禁挾書，還是秦法。
法三章者，話一句耳。
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國人的想像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
九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1927年12月17日《語絲》周刊第4卷第1期，選自《而已集》）
“友邦驚詫”論
隻要略有知覺的人就都知道：這回學生的請願，是因為日本占據了遼吉，南京政府束手無策，單會去哀求國聯，而國聯卻正和日本是一夥。讀書呀，讀書呀，不錯，學生是應該讀書的，但一麵也要大人老爺們不至於葬送土地，這才能夠安心讀書。報上不是說過，東北大學逃散，馮庸大學逃散，日本兵看見學生模樣的就槍斃嗎？放下書包來請願，真是已經可憐之至。不道國民黨政府卻在十二月十八日通電各地軍政當局文裏，又加上他們“搗毀機關，阻斷交通，毆傷中委，攔劫汽車，攢擊路人及公務人員，私逮刑訊，社會秩序，悉被破壞”的罪名，而且指出結果，說是“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
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強占了遼吉，炮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中國國民黨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火災，賣兒救窮，砍頭示眾，秘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詫。在學生的請願中有一點紛擾，他們就驚詫了！
好個國民黨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麼東西！
即使所舉的罪狀是真的罷，但這些事情，是無論那一個“友邦”也都有的，他們的維持他們的“秩序”的監獄，就撕掉了他們的“文明”的麵具。擺什麼“驚詫”的臭臉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驚詫，我們的國府就怕了，“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好像失了東三省，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失了東三省誰也不響，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隻有幾個學生上幾篇“呈文”，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誇獎，永遠“國”下去一樣。
幾句電文，說得明白極了：怎樣的黨國，怎樣的“友邦”。“友邦”要我們人民身受宰割，寂然無聲，略有“越軌”，便加屠戮；黨國是要我們遵從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則，他就要“通電各地軍政當局”，“即予緊急處置，不得於事後借口無法勸阻，敷衍塞責”了！
因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無法勸阻”，學生們怎會“無法勸阻”？每月一千八百萬的軍費，四百萬的政費，作什麼用的呀，“軍政當局”呀？
寫此文後剛一天，就見二十一日《申報》登載南京專電雲：“考試院部員張以寬，盛傳前日為學生架去重傷。茲據張自述，當時因車夫誤會，為群眾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並無受傷之事。至行政院某秘書被拉到中大，亦當時出來，更無失蹤之事。”而“教育信息”欄內，又記本埠一小部分學校赴南京請願學生死傷的確數，則雲：“中公死二人，傷三十人，複旦傷二人，複旦附中傷十人，東亞失蹤一人（係女性），上中失蹤一人，傷三人，文生氏死一人，傷五人……”可見學生並未如國府通電所說，將“社會秩序，破壞無餘”，而國府則不但依然能夠鎮壓，而且依然能夠誣陷，殺戮。“友邦人士”，從此可以不必“驚詫莫名”，隻請放心來瓜分就是了。
（本篇最初發表於1931年12月25日《十字街頭》第2期。署名明瑟。選自雜文集《二心集》）
作文秘訣
現在竟還有人寫信來問我作文的秘訣。
我們常常聽到：拳師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學全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讓他稱雄。在實際上，這樣的事情也並非全沒有，逢蒙殺羿就是一個前例。逢蒙遠了，而這種古氣是沒有消盡的，還加上了後來的“狀元癮”，科舉雖然久廢，至今總還要爭“唯一”，爭“最先”。遇到有“狀元癮”的人們，做教師就危險，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這位新拳師來教徒弟時，卻以他的先生和自己為前車之鑒，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於三四手，於是拳術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還有，做醫生的有秘方，做廚子的有秘法，開點心鋪子的有秘傳，為了保全自家的衣食，聽說這還隻授兒婦，不教女兒，以免流傳到別人家裏去，“秘”是中國非常普遍的東西，連關於國家大事的會議，也總是“內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但是，作文卻好像偏偏並無秘訣，假使有，每個作家一定是傳給子孫的了，然而祖傳的作家很少見。自然，作家的孩子們，從小看慣書籍紙筆，眼格也許比較的可以大一點罷，不過不見得就會做。目下的刊物上，雖然常見什麼“父子作家”“夫婦作家”的名稱，仿佛真能從遺囑或情書中，密授一些什麼秘訣一樣，其實乃是肉麻當有趣，妄將做官的關係，用到作文上去了。
那麼，作文真就毫無秘訣麼？卻也並不。我曾經講過幾句做古文的秘訣，是要通篇都有來曆，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個人其實並沒有說什麼；也就是“事出有因”，而又“查無實據”。到這樣，便“庶幾乎免於大過也矣”了。簡而言之，實不過要做得“今天天氣，哈哈哈……”而已。
這是說內容。至於修辭，也有一點秘訣：一要蒙朧，二要難懂。那方法，是：縮短句子，多用難字。譬如罷，作文論秦朝事，寫一句“秦始皇乃始燒書”，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須翻譯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這時就用得著《爾雅》，《文選》了，其實是隻要不給別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動手來改，成為“始皇始焚書”，就有些“古”起來，到得改成“政燔典”，那就簡直有了班馬氣，雖然跟著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這樣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稱為“學者”的，我想了半天，隻做得一句，所以隻配在雜誌上投稿。
我們的古之文學大師，就常常玩著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蛙聲，餘分閏位”，就將四句長句，縮成八字的；揚雄先生的“蠢迪檢柙”，就將“動由規矩”這四個平常字，翻成難字的。《綠野仙蹤》記塾師詠“花”，有句雲：“媳釵俏矣兒書廢，哥罐聞焉嫂棒傷。”自說意思，是兒婦折花為釵，雖然俏麗，但恐兒子因而廢讀；下聯較費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來，沒有花瓶，就插在瓦罐裏，以嗅花香，他嫂嫂為防微杜漸起見，竟用棒子連花和罐一起打壞了。這算是對於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實是和揚班並無不合的，錯隻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這一個所謂“錯”，就使《文選》之類在遺老遺少們的心眼裏保住了威靈。
做得蒙朧，這便是所謂“好”麼？答曰：也不盡然，其實是不過掩了醜。但是，“知恥近乎勇”，掩了醜，也就仿佛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頭發，中年婦人罩上麵紗；就都是蒙朧術。人類學家解釋衣服的起源有三說：一說是因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恥心，用這來遮羞；一說卻以為倒是用這來刺激；還有一種是說因為老弱男女，身體衰瘦，露著不好看，蓋上一些東西，借此掩掩醜的。從修辭學的立場上看起來，我讚成後一說。現在還常有駢四儷六，典麗堂皇的祭文，挽聯，宣言，通電，我們倘去查字典，翻類書，剝去它外麵的裝飾，翻成白話文，試看那剩下的是怎樣的東西嗬！？
不懂當然也好的。好在那裏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慮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說好醜，所以還不如做得它“難懂”：有一點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後，所懂的也比較的多起來。我們是向來很有崇拜“難”的脾氣的，每餐吃三碗飯，誰也不以為奇，有人每餐要吃十八碗，就鄭重其事的寫在筆記上；用手穿針沒有人看，用腳穿針就可以搭帳篷賣錢；一幅畫片，平淡無奇，裝在匣子裏，挖一個洞，化為西洋鏡，人們就張著嘴熱心的要看了。況且同是一事，費了苦功而達到的，也比並不費力而達到的可貴。譬如到什麼廟裏去燒香罷，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貴；三步一拜才到廟裏的廟，和坐了轎子一徑抬到的廟，即使同是這廟，在到達者的心裏的可貴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貴乎難懂，就是要使讀者三步一拜，這才能夠達到一點目的的妙法。
寫到這裏，成了所講的不但隻是做古文的秘訣，而且是做騙人的古文的秘訣了。但我想，做白話文也沒有什麼大兩樣，因為它也可以夾些僻字，加上蒙朧或難懂，來施展那變戲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調，就是“白描”。
“白描”卻並沒有秘訣。如果要說有，也不過是和障眼法反一調：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而已。
十一月十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1933年12月15日《申報月刊》第2卷第12號，選自《南腔北調集》）
觀鬥
我們中國人總喜歡說自己愛和平，但其實，是愛鬥爭的，愛看別的東西鬥爭，也愛看自己們鬥爭。
最普通的是鬥雞，鬥蟋蟀，南方有鬥黃頭鳥，鬥畫眉鳥，北方有鬥鵪鶉，一群閑人們圍著呆看，還因此賭輸贏。古時候有鬥魚，現在變把戲的會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東方雜誌》，才知道金華又有鬥牛，不過和西班牙卻兩樣的，西班牙是人和牛鬥，我們是使牛和牛鬥。
任他們鬥爭著，自己不與鬥，隻是看。
軍閥們隻管自己鬥爭著，人民不與聞，隻是看。
然而軍閥們也不是自己親身在鬥爭，是使兵士們相鬥爭，所以頻年惡戰，而頭兒個個終於是好好的，忽而誤會消釋了，忽而杯酒言歡了，忽而共同禦侮了，忽而立誓報國了，忽而……。不消說，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來了。
然而人民一任他們玩把戲，隻是看。
但我們的鬥士，隻有對於外敵卻是兩樣的：近的，是“不抵抗”，遠的，是“負弩前驅”雲。
“不抵抗”在字麵上已經說得明明白白。“負弩前驅”呢，弩機的製度早已失傳了，必須待考古學家研究出來，製造起來，然後能夠負，然後能夠前驅。
還是留著國產的兵士和現買的軍火，自己鬥爭下去罷。中國的人口多得很，暫時總有一些孑遺在看著的。但自然，倘要這樣，則對於外敵，就一定非“愛和平”不可。
一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1933年1月31日《申報·自由談》，選自《偽自由書》）
從幽默到正經
“幽默”一傾於諷刺，失了它的本領且不說，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來“諷刺”，來陷害了，倘若墮於“說笑話”，則壽命是可以較為長遠，流年也大致順利的，但愈墮愈近於國貨，終將成為洋式徐文長。當提倡國貨聲中，廣告上已有中國的“自造舶來品”，便是一個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