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版是中國唱片業的外患，中國唱片業還有一個內憂，就是體製和政策。（1）利潤的角度。國營的音像出版社專控了唱片的發行權和銷售權。這樣唱片的製作商要進入市場，就一定要通過第二道——發行商。唱片製作商本來可以直接進入市場，但現在這樣的一個利潤空間就因為政策的原因而給了別人。這個利潤就一定要加到消費者的身上。（2）很多的出版社生存不下去，原因在它組建的那天起就已經決定了。中國的音像出版社在最鼎盛的時候大概有兩三百家。每一省都有自己的音像出版社，大一點的城市有音像出版社，各個部委都有音像出版社，再加上大一些的，比如中國唱片總公司等等，一共有兩三百家。這兩三百家到現在能夠維持正常運轉的不超過10家。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它的管理體製。當時音像出版社在成立時，如果在當地是直屬文化局的，就是一個處級單位；因此就看看這個文化局裏麵，有沒有哪個處的處長最近太多了，可以被優化掉，就讓他們去當個總經理。然後再把機關裏本來應該下崗的人放在一起，一家音像出版社也就誕生了。在知識產權比較混亂，各種各樣的管理都不符合規範的時期，他們可能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比如發文，或者碰巧逮著機會，大發一把，其他的都不是按照良性循環，規範管理去運營。所以說它在成立的那天起，就給自己挖了一個陷阱，注定要倒閉。沒有一個人對這種產業有責任心。當時建成的那些生產線現在也還在運轉，可是它在為誰運轉！所以說，體製的落後和政策的落後應該是中國唱片業的一個內憂。目前政府也在慢慢的做出努力，希望現狀有所改觀，比如說今年頒布了新的《版權法》，裏麵做出了一些調整和規定。另外在音像營銷，外資、民營的準入方麵也都想改，包括增加打擊盜版的力度。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是需要一定的時間的，因為當你要進行改革的時候，就會有來自另外一方麵的壓力。人都下崗了怎麼辦，會不會有什麼社會後果，這些都是政府要去考慮的；因此說政府的改革還是需要一定時間的。
最後，在國外的管理模式和資金都已經帶入中國市場之後，另外一個大的憂患就是人才的匱乏。拿了錢，拿著模式，給你執照，誰來幹？怎麼幹？我想音像的正規從業人員二十幾萬，能夠稍微具有職業素質的，就我對所合作的20幾家音像出版社的調查來看，具備在唱片業中從業條件的不足現存人員的1%。隻有不到1%的人有這個素質能夠在這個行業裏呆著，並且能夠對這個行業有所幫助，至少能成為一個合格的從業人員；也就是說，不到2000人。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可怕的現狀。過去我們的管理部門很少有人在人才問題上去做一些思考，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這個班誕生的原因。
以上就是我所看到的中國唱片業目前最大的三個憂患。
3.對策——打擊盜版，修改政策打擊盜版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因為市場的現狀說明它並沒有得到改觀。當然有消費者的原因，有我們的生存環境，我們的經濟水平的原因，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是我覺得這中間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保護主義，特別是地方保護主義。我曾經在2000年聯合12家唱片公司做了一個反盜版維權的活動。當時我在昆侖飯店搞了一個新聞發布會，我是當時的發言人，我們正式向盜版宣戰。而且我們也點出了當時幾個盜版的大窩點。因為我們在這之前已經收集了充分的證據，而且在這之後我們12家公司的老總還走上街頭，帶著執法隊、工商局、公安局等去抄了很多的盜版店。這個事情過去一周，我就出差了。在出差過程中，我就接到了三個電話。一個是盜版商打來的，對我直接進行生命威脅。另外一個是被我點名的某音像大廈，他們不光打了電話，還在報紙上發表了聲明，說他們是北京市新聞出版局下屬的，一家政府單位，出版局批準的音像分銷中心，是文化部掛牌的一級批發單位；說我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他們是盜版的集散地是不負責任的。他們要保留對我訴諸法律的權利。當時的情況是我們12家公司派的人在那家大廈裏找了兩個小時，愣是沒找到正版。我在抄某家店的時候，拿出來的定貨單全部是盜版，一抄貨架就全空了，這家音像店就沒了，進貨單上就寫著某音像大廈，也都交給新聞出版局了。後來怎麼處理的，我就不知道了。我覺得非常的窩囊，後來在一個月之後，我在昆侖飯店，又聯合了這12家公司，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那次我們是要開一個反盜維權的演唱會。不讓我查抄盜版，我自己把我的藝人組織起來，表一下態，呼籲一下歌迷們支持正版，這總可以了吧，後來搞了這個演唱會。我隻想通過媒體轉告盜版商：我認為我是正義的，你是邪惡的；音樂是我的事業，盜版是你的事業。我不惜以我的生命與鮮血來維護我認為是正義的事業。你現在身價比我高，賺的錢比我多，我也不怕你會在暗中對我有什麼作為。從我的親身感受我就深切的體會到了地方保護主義的嚴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