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中期，動亂的社會生活，寬鬆的文化政策，興盛的多元私學，形成了學派林立，互相駁難，爭雄競長的局麵。孔子創製的儒家一派，當時並無什麼受尊崇的優勢地位可言，反而是湮沒無聞，遠不及充塞於世，昌熾天下的楊朱、墨翟之說。楊朱一派主張“為我”、“貴生”，一切以自己為中心，“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都不去做，這同儒家“尊君、尚公、修身養德以輔君治世造福民眾”的傳統主張是截然相左的。墨子一派主張“兼愛”，即愛無差等，愛自己的父母和愛別人的父母都是同等的，父母去世也應節儉薄葬。而儒家則視孝悌之道為天下之大倫，認為尊敬長者，孝順父母是維持上下尊卑的社會等級秩序的道德基礎，是治家治國等一切社會活動的道德基礎。另外還有以許行為代表的農家一派，他們反對一切社會分工，主張“君臣並耕”，這也是與儒家“人生而有別、上尊下卑”的倫理政治觀點相矛盾的。倡術勢、重刑罰的法家和講耕戰、辟土地的兵家，也是儒學興盛的障礙。
孟子以“仲尼之徒”自居，視他派諸說為危害孔門聖道的洪水猛獸。他認為楊、墨、農、兵、法等各家之學是蒙蔽人心，妨害政治，擾亂國家的異端邪說，必須力辟之、剿滅之。他聲辯自己並非是好與人爭辯，而是為興聖學、正人心，不得已而為之。宋儒魏了翁曾感歎說：“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鶴山大全集》）充分肯定了孟子力拒異說、弘揚孔學的曆史作用。
為宣揚儒家思想，實現其政治主張，孟子率領著數百位弟子，先後到齊、宋、梁、滕、鄒等許多國家向國君和卿大夫們遊說宣教。他倡導倫理道德，力行仁義禮智，是受各諸侯國君、大夫尊重的德高望重之士。盡管由於社會政治環境的原因，儒家思想未能被統治者們采納施行，但是孟子的列國之行擴大了儒學的影響，改變了楊墨之學充盈天下的局麵，使儒學成為戰國時期的顯學。
孟子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係統闡發人性問題的第一人。人性，就是人的本質。從對自然界和對社會的認識到對人自身的認識，標誌著人類自我意識的覺醒，是人類認識史上的一次飛躍。
孟子從人性的角度尋找道德倫理和政治領導的根源，為其協調人際關係、治國安民的思想探求理論依據，從而深化了人類對自身本質問題及人內心與外在事物關係問題的探索。
人性問題，孔子隻有一語提及。他說：“性相近，習相遠也。”（《論語·陽貨》）他強調了社會文化環境和個人後天的主觀努力的作用，認為人的本性生來是相近的。由於後天的習染才表現出思想行為方麵的個性差異。但孔子並未就此展開詳細的論述。人性在哪個層麵上相近？是善，是惡，還是非善非惡？人性與社會生活中的道德、政治的關係怎樣？人性發展、變化的過程又是怎樣的？等等一係列問題，孔子都沒有解決。
孟子是第一個係統闡發人性論的思想家。他認為人人都先驗地具備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種善端，此四端是仁、義、禮、智四德的萌芽狀態。人應當返求諸己。加強內心的心性修養，以培養、擴充本來的善端，盡心、知性，從而與天道接通。這樣，下可以和諧人際關係，上可以為政治統治提供不可抵擋的力量。孟子著重探討了在孔子那裏“不可得而聞之”的“性與天道”，不僅為孔學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論依據，使儒家思想走上理論化、係統化、深刻化之路，而且啟發了後世對儒學哲學化的探索，尤其是為宋明理學提供了“心性義理”等方麵的重要理論來源。這一問題我們在下麵談到孟子對後世的影響時將會係統地介紹。
繼承孔子“仁”的學說，在其“為政以德”的政治主張的基礎上，提出一套以“仁政王道”為核心的儒家政治學說，是孟子對孔學的又一重要貢獻。
儒家學說作為一個思想體係來說，它有兩個最基本的概念，一個是孔子所提出的“仁”，另一個就是孟子所提出的“仁政”。二者共同構築了儒家學說的兩個最基本的邏輯起點，從內在的人生修養境界和外在的社會理想兩個層麵為後來幾千年的傳統儒學的發展規定了方向。仁是孔學的核心。孟子承繼了孔子關於仁的論述。例如孔子認為“仁者，愛人”，孟子也說“仁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孔子認為仁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規定性，提出“仁者，人也”的命題，孟子也指出仁之萌芽——惻隱之心是人與禽獸區別的標誌。但是，孟子在繼承孔子仁學的同時，也作了重要的引申和發展。
孔子說到了“仁者，愛人”，至於仁者何以能愛人，他沒有探究。孟子則建立了係統的人性論，指出仁心是一種天生的內在的人之本性。孔子論及了仁的內容和意義，但他對仁的思考僅停留在個體修養的純道德的層麵上，沒有涉及其社會意義。孟子則特別強調“仁”的效用，反複提出：“仁者無敵”、“仁則榮，不仁則辱”、“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等為政準則。並建立了一整套完備的“仁政王道”的思想理論體係和具體的行政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