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書》中曾經指出，《荀子·大略》和《臣道》篇中的“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從道不從君”等思想，分明是從孟子的“天爵人爵”之說和“民貴君輕”之說演變出來的，同孟子所說的：“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萬章上》第五章）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荀雖屬外王思想一派，初顯法家端倪，但在原則上他也是重視王道的。荀子的思想之所以在很多方麵與孟子相同或相近，正是因為荀子的思想體係，依然是社會政治倫理體係，是以修身為本，由修身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的，《荀子·王霸》和《富國》篇中的“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和“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同孟子所主張的“親親”、“尊尊”、“居仁由義”（見《告子下》第三章、《盡心上》第三十三章），《荀子·王製》和《富國》篇中的“田野什一，關市譏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以及“故家五畝宅百畝田”等，同孟子的“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梁惠王上》第七章），“關譏而不征”（《公孫醜上》第五章）如出一轍。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說塗之人皆可以為禹，說的都是修身養德的倫理道德政治。當然，我們以上的對照比較隻是為了說明孟子對荀子的影響。實際上，孟子之儒同荀子之儒的差別是很大的。正如我們在第二節的開頭所指出的儒學發展的“內聖、外王”兩條脈絡那樣，孟子主要是從內在心性方麵發展了孔子的仁學，荀子則主要是從外在規範方麵發展了孔子的禮學。
一般來說，漢代儒學繼承的主要是荀子的思想體係，而宋代之儒則導源於孟子的內聖心學。但是如果把這種簡單的劃分絕對化，對於體大思精，博肆弘通的儒家思想來說，是有失淺薄的。其實，作為先秦時代儒學創製階段僅次於孔子的儒家大師，孟子對其後各階段的儒學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漢初的黃老思想雖然在政治上居於統治地位，但是當時思想文化界的代表人物陸賈、賈誼等人，卻從總結秦朝速亡的曆史經驗出發，提出要從根本上轉變指導思想，以儒家的仁義德教來代替崇尚法治的思想。他們的主張有的就是孟子思想的再現。如陸賈的《新語·道基》：“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賈誼的《新書·無蓄》：“管子曰‘倉稟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嚐聞。”
使儒學定於一尊，成為官方政治哲學的漢代大儒董仲舒，其思想可看作是孟、荀思想的綜合。董仲舒把“三綱、五常”作為人人必須遵守的行為和關係的神聖準則。這同荀子“禮論”思想是一致的，但在個人的道德實踐和修養上，他強調動機和明道的重要，這又是繼承和發揮了孟子的思想。如《仁義法》中他說：“以仁安人，以義正我……義在正我，不在正人”，“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求諸己，自責以備”。
西漢昭帝始元六年，在大司馬大將軍霍光的主持下，召開了討論漢武帝以後國家政策和政治指導思想的鹽鐵會議。這是一次儒法兩家思想短兵相接的會議。信崇儒家思想的賢良文學者們，以孔子、曾子、孟子的話作為自己的立論依據，攻擊以禦史大夫桑弘羊為代表的法家，要求終止漢初儒法合流的局麵，恢複先秦孔孟傳統。所征引的先秦諸儒語錄中，孟子的話是最多的。例如，在對待戰爭的問題上，學者們以孟子的“春秋無義戰”（《盡心下》第二章）和“善戰者服上刑”等為依據，指出“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對匈奴要“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以上三句均見《監鐵論·本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