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大變革的到來，戰國時期的學術文化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麵。據《漢書·藝文誌》載：“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為了適應政治需要和學術思想的流派日益增多，各家都抱著“以其學易天下”的宗旨，而且他們確是“皆有所長，時有所用”，因此各國的封建君主對各家是“兼而禮之”。由於當時不主一家，允許各家之間展開相互的批判和論戰，便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麵。孟子是戰國中期儒家學派中最著名的大師。他曾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人。他精通儒學，熟讀詩書。曾遊曆齊、宋、滕、魏等國，受到各國君主的尊重和優待。他遊說的目的，是希望當時的君主實行他的政治主張。《孟子》一書，就集中反映了孟子的哲學思想。
第一節關於性善論
性善論是孟子仁政學說的理論基礎。《滕文公上》中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這意思是說，孟子開口不離堯舜，同滕太子談論了人性本是善良的道理。在春秋戰國時期，《論語》中記孔子論性的言語並不多。如《陽貨篇》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這裏隻談論人性相近，並沒言其善與惡。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在談及人性時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所謂性，雖然沒有明確點明善惡，但其言下之意卻有天命之性本善的含義。孟子作為子思門人的弟子，則係統地提出了人性善的理論。這為後世的儒家學派關於人性善論提供了理論依據。
孟子在《盡心上》中說：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麵，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第二十一章）
孟子的意思是說，君子的本性，即使得誌能實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也不會有所增加，即使不得誌而隱居也不會有所減少，這是天賦的本分已經確定了的緣故。君子的本性，仁、義、禮、智植根於心中，它產生的氣色是純正的，顯露在臉上，流溢於背部，延及到四肢，不必說話而隻要一動作就可以使別人一目了然。這段話著重強調了君子的本性是天賦的，仁、義、禮、智這些天性是與生俱來的。孟子又在《盡心上》說：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第三十八章）
認為形體容貌是人的天性的體現，隻有聖人才能把人的天性體現在形體上，道出了形體容貌和人的本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關於性的問題，孟子時代也有不同的說法。孟子的性善論是和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論的辯論中發揮的。《告子上》就記載了他們之間關於性問題的辯論：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第一章）
告子認為人的本性好比杞柳，義理好比杯盤；把人的本性納於仁義，正好比用杞柳樹來製成杯盤一樣。以此來說明仁義等道德屬性是經過後天的培養教育而形成的。告子的觀點受到了孟子的尖銳批評。孟子說：你是順著杞柳樹的本性來製成杯盤呢？還是毀傷杞柳樹的本性來製成杯盤呢？如果要毀傷杞柳樹的本性然後製成杯盤，那也要毀傷人的本性然後納之於仁義嗎？率領天下的人來損害仁義的，一定是你的這種學說罷！孟子在這裏駁斥了告子關於人性必須經過加工才能具備仁義的觀點，認為人的本性天生都是善的，仁義是人天生就具有的，隻要讓它順其自然地發展，無需加工製造。
至於人性是否本來就具備先天的善性，這一問題他們繼續辯論了一番。《告子上》載：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第二章）
告子用流水因形勢而變化的例子形象地說明人性天生沒有善與不善之分，後來有人善，有人不善，是由於社會環境的影響造成的。而孟子則認為，水確實沒有東流、西流的定向，難道也沒有向上或者向下的定向？人性的善良，正好像水性的向下。人沒有不善良的，水沒有不向下的。現在用手擊水，可以使水花濺起來高過額頭，設法阻擋水流，可以使水流到山上去。這難道是水的本性嗎？形勢使它如此的。人可以使他做壞事，其本性的變化也如同這樣。孟子的這段話，駁斥告子關於人的本性沒有善與不善的觀點，強調人性天生都是善的，就像水一定向低處流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