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的苑囿七十平方裏，但割草打柴的人可以去，捕野雞，打野兔的人可以去，文王和百姓共同享用這個苑囿。而齊宣王的苑囿雖然隻有四十平方裏，但設了許多關卡和禁令。百姓有誰殺了囿中的麋鹿就等於犯了殺人罪。孟子在這裏勸誡國君應該與民同樂，而不應該為了自己享樂而坑害百姓。他又在《梁惠王下》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第四章）
孟子認為以百姓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的，百姓也會以國君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以百姓的憂愁為自己的憂愁的，百姓也會以國君的憂愁為自己的憂愁，和天下百姓同憂同樂，這樣就一定會得到人民的擁護，一定會稱王於天下。
孟子還主張提倡“王道”，反對“霸道”，隻要行王道，就可以取代周天子的地位做新天子。孟子所謂“王道”，就是保民，即推恩於百姓，實行仁政。《梁惠王上》就有一段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第七章）
齊宣王想效仿春秋時著名的霸主齊桓公和晉文公，稱霸諸侯，所以向孟子提出這個問題。因霸道主張先詐力而後仁義，所以儒家之徒羞於談論。王道主張實行仁政，孟子就以此來向齊王開導。他認為實行王道的根本是愛護百姓。努力使百姓安居樂業，就可以稱王於天下，沒有誰能夠阻擋得了的。孟子反對諸侯之間的兼並戰爭，認為“春秋無義戰”（《盡心下》）。他在《告子下》中說：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第七章）
孟子認為春秋時的五霸（指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公、吳王闔閭）不如三代時的天子（指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戰國時的諸侯和大夫不如春秋時的五霸，一代不如一代，道德日益敗壞。他們所實行的霸道，就是注重武力和權謀，與注重仁義的王道相違背。孟子對那些不幫助君主實行仁政而幫助君主聚斂錢財和發動戰爭的臣子嚴加譴責。如《告子下》孟子所說的話：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向道，不誌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向道，不誌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第九章）
孟子認為，如果君主不仁，實行殘暴，替這樣的君主聚斂財富就如同替暴君夏桀聚斂財富，就是殘害百姓。幫助不仁的君主發動戰爭去爭城奪地，就是幫助暴君殘害百姓。君主貪財好戰，臣子助紂為虐，這樣下去必然導致國家敗亡。孟子強烈反對不義的戰爭。他在《離婁上》中說：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第十四章）
孟子認為，為爭奪土地而打仗，殺死的人遍野，為爭奪城邑而打仗，殺死的人滿城，這就叫做讓土地來吃人肉，處死刑都不能夠抵償他們犯下的罪行。孟子對這些為爭奪土地和城邑而發動戰爭的人深惡痛絕，主張對這些助紂為虐的人處以最嚴重的刑罰。對那些連結諸侯的人應該受次一等的刑罰，墾荒地、盡地力的人應該受再次一等的刑罰。孟子在《梁惠王上》中就曾跟梁襄王談及誰能統一天下的問題。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吾對曰：“定於一。”
“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孰能與之？”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第六章）
孟子認為隻有不喜歡殺人的君主才能夠統一天下。當時的國君都喜歡殺人，都實行暴政，如果有不喜歡殺人，實行仁政的國君出現，那麼天下的老百姓都會像久旱逢甘雨一樣去歸附他。
孟子認為戰爭的目的在於救民，與梁惠王認為戰爭的目的在於稱霸於天下不同。他在《梁惠王上》中說：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