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詩的產生
最早的詩歌是如何產生的呢？世界各民族的詩歌發展史都以翔實的材料向世人表示：人類最早的詩歌是勞動歌曲。它起始於勞動的呼聲，又演變為呼聲與語言的結合。如《淮南子·道應訓》所說：“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布赫爾在《詩歌及音樂的起源》中論述道：這些歌的助音所代表者，乃是與工作不可解地聯係著的那些天然聲音的混合。所以野蠻人在工作時的歌調的第一次嚐試，並不是根據了作詩的一定規律，而把他們想到的詞句集合起來，以便把他的意思表現得最美麗、最為顯而易見，而是把半野蠻的聲音排列為一定的順序……
但是這樣的“勞動號子”式的詩歌，畢竟過分粗糙，而且不定型。文化人類學者考察的結果是，世界各個民族詩歌最主要的起源是原始宗教祭歌。如古希臘在舉行酒神祭典時，主祭者和信徒們，披戴著葡萄枝葉或其他植物的枝葉，在豎琴的伴奏下，狂歌曼舞。後來就從這祭典儀式中產生了抒情詩，又產生了悲劇、喜劇。中國的情況與此相類似。中國原始宗教中“萬物有靈”的觀念，催生了不少的祭典儀式，在這些形形色色的儀式上，人們載歌載舞以娛神和自娛。《尚書·堯典》所記之“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竹書紀年》所言之“帝嚳之時，擊鍾磬，鳳凰鼓翼而舞”。《呂氏春秋·古樂》篇所載之“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等，都為我們描述了荒古時代圖騰部落歡歌狂舞的場麵。這種以歌伴舞、以舞助歌的形式，便產生了最早的詩歌。清人阮元考證《詩經》中的“頌”，原來是訓作“舞容”，就是說，《頌》是詩和歌舞的結合。我們知道，頌詩主要用於祭典，祭典離不開且歌且舞，把“頌”解作“舞容”，是合乎情理的。朱光潛先生指出，漢魏樂府詩中有《鼓吹》、《橫吹》、《清商》等名稱，都是以樂調名詩。這些事實也表明，詩歌、音樂、舞蹈乃是同源的，最初是一種三位一體的混合藝術，隻是發展到後來，三種藝術漸漸分化而呈獨立之勢。
當然，詩歌如果總是停留在伴舞或作為祭典的手段，那麼中國以及世界各國的詩歌就不值一提了。隨著詩歌的獨立，詩歌漸漸被用來表達人們的情感，中國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詩歌與情感的關係。
《尚書·堯典》說：“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漢書·藝文誌》也說：“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所謂“誌”，即心之哀樂。唐孔穎達《毛詩正義》明確指出：“蘊藏在心，謂之為誌；發見於言，乃名為詩。”詩就是用來表達內心感情的。《詩·大序》對這個問題作了更透辟的闡述：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宋代大儒朱熹是這樣引申這一段話的：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谘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
情感既是人類與生俱來之物，總得給它以發泄、表達的機會。先民時代是這樣，所謂“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文學發達時代也是這樣，所謂“嘉會寄詩以來，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還，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使貧賤而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也”。詩歌發展的曆史證明，詩是人類情感最好的載體之一。
第二節龐大的作者隊伍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稱“總集”隻是因為它彙集了周代大多數詩歌）。據張啟成《詩經逸詩考》統計，《詩經》之外，篇名、詩句俱逸的，有14首，篇名存而辭逸的有27首，篇名逸而詞存的有38首，篇名、詞俱存的有17首，共計98首。比如《左傳》隱公元年記鄭莊公和其母親在隧道中相見的情景：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薑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這些詩都沒有被收入《詩經》。這就是說，《詩經》的逸詩幾乎占了現存詩集總數的三分之一。
梁啟超先生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很有感慨地說：“現在先秦古籍，真贗雜糅，幾乎無一書無問題；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詩經》其首也。”這一段話對《詩經》的評價有兩方麵：一、《詩經》的價值性。在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寶庫中，《詩經》是光芒四射的珍品；二、《詩經》的真實性。在琳琅滿目的先人珍籍中，《詩經》頗為可靠、非為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