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我連續編選了三本書，還在寫一本書。這四本書都是針對同一個命題說話的，構成一個係列，自認為還是搞清楚了一些問題。
這時候麻煩來了，我的這個係列著作，與那位約稿朋友的出版範圍頗不適合。
我不能太為難朋友呀。我於是將編選的三本書，分送給幾位搞出版的朋友，讓他們分頭幫忙。可是內心的遺憾卻揮之不去。這三本書加上正在寫作的《中國的疼痛》，明明是同一個主題的套書，集中出版才有學術價值，分散了就隻是普通的文化讀物了。
正在我萬分遺憾的時候，忽然收到鄧正來先生的電子郵件，他簡簡單單問道：
“你們編的國民性的書出版了嗎？”我馬上意識到這套書的命運很可能有了轉機。我說，還沒最後落實，您那裏是否有方便法門？鄧先生說，他的學術機構（複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可以支持這套書的出版，可以納入他主編的學術叢書，一起推出。我心裏不斷暗念：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鄧先生無疑是從我的博客上知悉我這套書的，因為我曾經在博客上發表過啟事。看來博客在傳播信息上還頗為有用。在鄧先生的安排下，這套書跟複旦大學出版社結緣。
感謝最早引誘我編選《“國民性批判”的起源與反思》的朋友，沒有他的反複敦促，就沒有這套書的編選和寫作。他成為這套書從無到有的第一誘因。
感謝其他幾位朋友一開始對我的支持，更感謝他們最後同意我將書稿撤回來集中交給鄧正來先生出版。
感謝複旦大學出版社陳軍先生，他為編輯、整理拙作所表現出的辛勞、細心、學術眼光和負責精神，讓我肅然起敬。
當然，尤其要感謝鄧正來先生為這套書集中出版所提供的各方麵的支持。沒有他的幫助，這幾本書雖然血緣相親卻隻能各奔東西。另外，在我所出版的所有著作中，這套書是我操心最少的，因為各種事務都是鄧先生和他的學術機構為我處理的。
最後還想補充一句，與這套圖書有血緣關係的，還有今年元旦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站起來》。在《中國的疼痛》書稿中，有六萬字寫得特別通俗，編在一起不合體例，我就按照那種筆調續寫了十幾萬字，形成了《中國站起來》。所以，我關於國民性批判問題所編寫的圖書，實際上不止四本而是五本。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９日 北京北小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