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樓拜
居斯塔夫。福樓拜（ Gustave Flaubert，1821— 1880年），19世紀中葉法國偉大的小說家，莫泊桑就曾拜他為師。他於 1821年 12月 12日出生在裏昂一個著名的外科醫生家庭。其作品反映了 1848— 1871年間法國的時代風貌，揭露了醜惡鄙俗的資產階級社會。從小生活在醫院環境裏，培養了福樓拜實驗主義傾向，使他注意縝密地觀察事物，而與宗教格格不入。他與青年哲學家普瓦特萬很早就結成了親密的友誼，普瓦特萬的悲觀主義思想和唯美主義觀點對福樓拜有相當的影響。福樓拜思想上還有著斯賓諾莎無神論思想的明顯影響。他在上中學時就熱心閱讀浪漫主義作品，並從事文學習作。這些作品表現了“惡魔式的利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式的狂熱，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短篇小說《狂人回憶》（1838年）寫他對一位音樂出版商妻子的熾熱感情，這位出版商的妻子就是《情感教育》中阿爾努夫人的原型。福樓拜同時也是傑出的文學家，他的“客觀而無動於衷”的創作理論和精雕細刻的藝術風格，在法國文學史上獨樹一幟。其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包法利夫人》（1857年）、《薩朗波》（1862年）、《情感教育》（1869年）、《聖安東尼的誘惑》（1874年）、《布瓦爾和佩庫歇》（1879年）和短篇小說集《三故事》（1877年）等，對 19世紀末及至 20世紀文學，尤其是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被譽為“自然主義文學的鼻祖”“西方現代小說的奠基者”。
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這兩種對立統一的精神氣質與文化風格，以不同的表現形式對 20世紀的西方文化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可以說， 20世紀西方的各種現代派文學藝術都或多或少地帶有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痕跡。事實上，自從古希臘文化開始，這種矛盾就潛在地存在於整個西方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在古代它體現在亞裏士多德與柏拉圖的差別中，在中世紀它體現在托馬斯。阿奎那與鄧斯。司各特的差別中，在近代它則體現在洛克與盧梭的差別中。羅素說得好：“審慎對四、西方現代科技的巨大成就與精神苦惱
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能量守恒和轉換定律、細胞學說、生物進化論——使西方人的思想再一次受到了巨大的震動，尤其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成為繼 16世紀哥白尼的“日心說”、17世紀牛頓的經典力學之後根本性地改變了西方人的世界觀的偉大科學發現。以自然選擇為基礎的進化學說具有兩點革命性意義：一是從根本上動搖了上帝造人的傳統觀念和目的論思想；二是確立了一種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進步觀，取代了機械論的靜止不變的世界模式。前者使得已經被啟蒙運動批判得體無完膚的基督教信仰麵臨著雪上加霜的窘境，後者則與黑格爾辯證法相結合，在思想領域裏開創了一種不同於形而上學的新方法論。
進化論雖然將人這種高級動物的起源追溯到並不雅觀的猿猴身上，但是它卻使西方人進一步增強了自信心——文明的西方人根據進化論所提供的進步觀念，從自己與猿猴之間的巨大差別中就可以展望到人類未來的光輝前景。更何況此時的西方人已經在世界範圍內確立了絕對的優勢地位，他們完全可以利用進化論的生存競爭、優勝劣汰的思想來論證自己比其他膚色的人們更加優秀。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進化論既為西方人最終擺脫基督教創世論的影響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根據，也為“西方中心論”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事實上，自從進化論問世之後，很快就被一些別有用心的西方思想家利用來說明種族迫害和階級壓迫的合理性，最終竟釀成了希特勒的“種族優越論”和慘絕人寰的滅猶暴行。
當自然科學在 17世紀興起時，它為人類的福祉展現了光明的希望； 18世紀蒸汽機的發明雖然加深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殘酷剝削，但是它卻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從長遠的角度看仍然是人類的巨大福音；至於進化論，雖然可能被一些用心險惡的人們加以濫用，但是它本身卻不會威脅到人類的安全，反而極大地增強了人們的自信心。然而到了 20世紀，迅猛發展的科學技術卻成為一把雙刃劍，它既可能成為引導人們進入天堂的神燈，也可能成為毀滅人類的“潘多拉20世紀初，普朗克的量子論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揭開了現代物理學革命的序幕，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終於形成了以量子論、相對論和核物理學三大分支為主流的現代物理學體係。然而，作為現代物理學革命的一個重大成果，原子能的發現和運用既為人類征服自然提供了巨大的能量，也為人類的自我毀滅打開了方便之門。原子時代之父愛因斯坦就曾經憂鬱地說道：“原子釋放出來的能量已改變了除我們的思想方式以外的一切，因此，我們正走向空前的災難。”
如果他能活到 20世紀七八十年代，目睹美、蘇兩國愈演愈烈的核競爭，他可能會認為，甚至連人們的思想方式也被原子釋放出來的能量改變了。在 20世紀 80年代，美國擁有的核武器足夠摧毀蘇聯 1250次，蘇聯擁有的核武器則可以摧毀美國 145次。斯塔夫裏阿諾斯風趣地說：“如果一位觀察家在月亮上觀察地球，他很可能會下結論說：這是一個有著滿滿的軍火庫、空空的食品室，到處布滿恐怖的古怪星球。”[1]
1900年，當德國物理學家普朗克提出量子假說時，荷蘭生物學家德 。弗裏斯、德國生物學家柯倫斯、奧地利生物學家丘歇馬克在各自獨立研究的情況下，同時重新發現了孟德爾在 1866年發現但卻未能引起當時學術界重視的遺傳因子和遺傳定律，從而在生物學領域裏產生了轟動效應。遺傳學從此取代了進化論成為生物學的熱點，現代生物學革命也以此作為開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分子生物學的興起和發展不僅在理論上將生物進化的動力還原到分子水平的基因突變，而且更重要的是推動了以基因工程為核心的現代生物工程技術的發展。生物工程技術從合成生物大分子開始，逐漸發展到對植物、動物甚至人的細胞進行克隆。它一方麵為植物品種的改良、動物的馴化、生物醫學的發展以及人類遺傳疾病的治愈開辟了光輝的前景，另一方麵卻引發了嚴重的遺傳學隱患和倫理學危機——當人代替上帝和自然規律來進行自我複製和自我創造的時候，人類傳統的兩性關係、親子關係、家庭關係和社會關係都將遭到顛覆性的破壞。
[1]［美］斯塔夫裏阿諾斯著，吳象罌、梁赤民譯：《全球通史—— 1500年以後的世界》
計算機或電腦技術的日新月異的發展也使人們麵臨著一種尷尬：在電子信息時代，一方麵人們之間的空間距離被大大地縮小了，另一方麵人們之間的心理距離卻在日益擴大；計算機技術的廣泛運用極大地提高了人類生產和生活的質量與效率，但是黑客們的一次電腦病毒入侵就可能導致整個生產秩序和生活秩序的全麵癱瘓。在現代科技發展的其他方麵，情況也是如此——空間技術和能源技術的開發既為人類開辟了更加廣闊的活動範圍和提供了更加強大的征服手段，同時也造成了環境汙染、能源枯竭等不可逆轉的危機，使人與自然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張；高科技含量的廣告傳媒的泛濫使得人們的生活與消費越來越方便，同時也在無形地消磨著人們的自由個性，使日常生活日益變得單一化和平麵化。
古代世界中曾經不可一世的偉大君王亞曆山大、愷撒和奧古斯都，他們如果麵對著現代西方社會高聳雲霄的摩天大樓、高效便捷的交通工具和舒適方便的生活設施，他們一定會感歎古代的君王遠不如現代的一介平民。但是如果他們看到了一觸即發的原子武器、不斷擴大的臭氧層空洞和鋪天蓋地的商業廣告，他們或許會認為，還是生活在古代世界中更為安全自在一些。
現代西方人雖然創造了巨大的科學技術成就，但是他們在內心深處卻時常會產生一種憂鬱的情緒。如果說 17— 19世紀的科學發現和技術創造曾經讓西方人表現出一種膚淺的樂觀主義，那麼 20世紀的西方人則轉向了一種深刻的悲觀主義。敏感的西方哲學家和科學家們意識到，科學技術在現代不僅成為巨大的生產力，而且還成為一種專製性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意識形態的統治下，不僅自然界日益淪為人類的奴隸，而且人類自身也被異化為科學技術的手段。這些有識之士們紛紛呼籲重振西方傳統的人文精神，用人文關懷來克服工具理性的片麵統治所造成的人性冷漠與社會異化。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為，現代技術世界不僅奴役著自然物，而且也把人降低到物的水平。他主張用藝術和詩的語言來對抗僵硬的技術“框架”，呼喚被遺忘了的“存在”，使人與自然重歸和諧，從而“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
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哈貝馬斯則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困境和危機主要化。因此，隻有通過“交往行為的合理化”，才能實現“社會的合理化”，從根本上消除由於工具理性的暴虐所造成的深重危機。 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在晚年這樣寫道：光有知識和技能並不能使人類過上幸福而優裕的生活，人類有充分理由把對高尚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念的讚美置於對客觀真理的發現之上。人類從像佛陀、摩西以及耶穌這樣的偉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來說，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設性的見解更為重要。
中世紀的西方人曾在基督教信仰的蒙昧氛圍中過著一種貧乏的物質生活，而現代的西方人則在豐盈的物質條件下感受到一種精神的迷惘。希臘式的靈肉和諧的理想始終如同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樓，縈繞著在物質的誘惑和精神的感召之間痛苦地奮爭的西方人的心靈。然而，誠如黑格爾所指出的，那走出原始和諧狀態的伊甸園的路途正是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的現實的曆史過程。唯有失去了樂園，人類才能在更高的境界中重歸樂園。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西方現代文化所達到的隻是漫漫旅程中的一個驛站，通往前方的道路雖然迷霧蒙蒙，但是那熹微的晨光卻昭示著無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