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譜起源於17世紀的英法，清末傳入我國。簡譜的優點是容易接受和掌握。便於普及音樂教育。現在，大量的中樂諾樂用簡譜形式。
隨著西洋音樂的傳入，中樂界在“五四”前後開始引進五線譜。線譜於10至15世紀在西歐形成。以後傳遍全球。成為世界性樂譜。中樂的轉調較少，和聲也簡單些，對於某些樂曲而言，用線譜倒不如簡譜來得方便。直到今，民樂譜仍有相當部分用簡譜。
我國漢魏時期的音樂發展情況
漢魏時期是我國音樂的一個重要發展時期。
當時，北方的相和歌與南方的清商樂，曾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成就。所謂相和歌，早先多為清唱，即“徒歌”，或為“一人唱三人和”的“但歌”。後來，演唱時采用了弦管樂器伴奏，如《晉書·樂誌》上說的：“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於是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相和歌。
相和歌集“街陌謳謠”之大成，可以說是當時北方聲樂藝術的總稱。其代表性曲目，有《采菱》、《激楚》、《病婦行》等。隨著相和歌的漸趨成熟，它在融入舞蹈藝術的成分後，產生出新的綜合性歌舞形式——相和大曲。而其器樂伴奏的相對獨立，又產生出純器樂的演出形式——“但曲”。這些大曲和但曲作為相和歌的高級形式，比較典型的結構包括音樂開頭偏重抒情的“豔”，中間由多節歌腔組成的主體段落，和末尾熱烈明快的“趨”和“亂”等諸部分。整個曲體結構既完整統一又富有變化，音樂表現的容量很大。漢魏相和大曲傳至宋時尚存十五首，如《白頭吟》、《碣石》等。但曲有《廣陵散》、《東武吟》等。
在相和歌的基礎上，人們結合南方民間歌曲如“吳聲”的特點，又發展出新的樂鍾——清商樂，或稱清樂。清樂在歌唱時，可用箏或鈴鼓伴奏，也可用箜篌、笙、琵琶、組成的小樂隊伴秦，形式不拘一格。清樂中的清樂大曲結構上也有三部分：開頭序引用器樂演奏，稱為“四部弦”、“八部弦”；中間主體為多段式的歌曲，歌曲末句用“送”而不是“解”，叫作“送歌弦”；清樂結束時的純器樂段落叫“契”，以與開頭的引子相呼應。
相和歌、清商樂的廣泛流傳和蓬勃發展，使皇家宮廷音樂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如曹操之子曹丕執政時，就專門設立音樂機構——清商署，來從事這方麵的管理工作。當然，說到音樂機構，最著名的當推漢代的樂府。樂府的主要任務，是根據宮廷的需要，收集整理改編各種民間音樂，或創作新的樂曲，並在皇家的祭祀、慶賀、宴享等場合中演奏。因此，樂府在客觀上對民間音樂的保存，對專業音樂的提高，都起到過有益的促進作用。樂府日常的音樂活動涉及麵很廣，所以它的機構很龐大，總人數最盛時竟達“千人之多”。其中，有負責行政事務的令丞，主持音樂改編創作的“協律都尉”，選讀民歌的“夜誦員”，承擔樂器測試維修的“聽工”、“柱工員”、“繩弦工員”，以及大量專事音樂表演的“鼓員”、“竽員”、“琴員”、“瑟員”、“齊謳員”等。另外，還有來自“狄閛”等西域少數民族的“諸族樂人”。
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帶來了樂器橫笛和樂曲《摩訶兜勒》，而西域各國，也派人到漢都長安學習琴樂。這些，都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各族和亞洲各國之間的文化往來，促進了音樂的發展。在此基礎上，當時中國新添了許多樂器如羌笛、笳、箜篌、琵琶，出現了新的樂種鼓吹。鼓吹采用的樂器有鼓、橫笛、排簫、角、笳等，根據演奏方式的不同，可分為以橫笛為主奏樂器的“橫吹”；以鼓、笳等在馬上演奏的“騎吹”；以排蕭為主在鼓樂中演奏的“蕭鼓”諸種。鼓吹的用途很廣，如用於軍樂鼓舞士氣，用於儀仗渲染氣氛，或用於宴享以供皇家娛樂。任樂府協律都尉的著名音樂家李延年，曾“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晉書·樂誌》)，後人稱為《漢橫吹曲二十八解》，是鼓吹樂中的重要曲目。
作為一種群體性的音樂形式，鼓吹熱烈奔放，粗獷洪亮，非常適宜在大場合下演奏。而被漢代桓譚在《新論》中奉為八音之首的另一器樂形式——琴，其表現效果則剛好相反：“大聲不振華而流漫，細聲不湮滅而不聞。”顯然更適宜在鬥室裏彈弄。傳說神農氏曾練絲為弦，削桐為琴，但直至春秋之際，琴有用五根弦的，有用十根弦的，形製仍末固定。直到西漢初期，琴才正式采用七根弦(古琴由此得名七弦琴)，並加大音箱，標明音位(徽)，整個形製漸趨成熟。隨著樂器表現性能的提高，古琴藝術也形成了一個發展的高潮。如有了最初的記譜手段文字譜，湧現了師中、趙定、任真卿、虞清、桓譚、蔡邕、蔡琰、嵇康等眾多的演奏家、作曲家和理論家，以及留下了像《大山梁甫吟》、《王昭君》、《廣陵散》、《秋思》
、《嵇氏四弄》、《胡笳十八拍》等一大批傳世傑作。尤其是蔡邕之女蔡琰的《胡笳十八拍》不但情真意切，感人至深，達到了極高的藝術成就，而且在民族文化的交流史上，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樂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