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一詞，由於所指對象不同，因而涵義也就不同。在音樂上它是指古代中央政府的音樂官署。樂就是音樂，府就是官府，這是它的本來涵義。魏晉以後，它的涵義逐漸擴大，除了指音樂官署外，還指文學上的某些文體。如魏晉六朝人把由樂府官署采集並配樂演唱的“歌詩”叫做樂府，蕭統的《文選》，就在騷、賦、詩之外，另立“樂府”一門；劉勰的《文心雕龍》在《明詩》之外，又特標《樂府》一篇。到了唐朝，元結的“係樂府”、白居易的“新樂府”、皮日休的“正樂府”等，也被名為樂府，其實它們都是一些揭露和批判現實的諷刺詩，與音樂毫無關係。宋元以後，又進-步把詞、曲稱為樂府，如蘇軾的《東坡樂府》、趙長卿的《惜香樂府》、馬致遠的《東籬樂府》、張可久的《小山樂府》等。這種涵義上的演變和擴大，使樂府一名用得很濫，但由於相沿已久，後人也就不去糾正了。我們這裏所講的，是作為一種音樂機關的樂府，與文學上的樂府不是一回事。
俗音樂盛行時期
漢初統治者，從漢高祖起上下多楚人，愛好故鄉風物及音樂。楚漢相爭最後一戰，“四麵楚歌”使項羽軍聞而大敗。漢高祖即位返鄉，擊築高歌自作之《大風歌》，曲調也是楚聲。
皇宮中楚歌楚舞不絕，如劉邦就曾自唱“楚歌”而戚夫人為之跳“楚舞”。
漢初民間樂舞(俗樂)很盛行，史稱“是時鄭聲尤甚”，皇親國戚淫逸過度，“至與人主(皇帝)爭女樂”。(《漢書·禮樂誌》)他們“目極角抵之視，耳窮鄭衛之音”，有的姬妾數十數百，僮奴數百數千，家中“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極盡人間奢華。
在這樣的風氣下，宮廷雅樂隻是虛有其表，“常禦及郊廟皆非雅聲”。大力複古的河間獻王劉德，獻上他收集到的雅樂，但奉常大樂(後改大予樂)盡管留存並加排練，卻不常用。至於宮中“掖庭材人”(宮中女樂)和上林苑樂府，則“皆以鄭聲施於朝廷”。(《禮樂誌》)奏雖始設樂府，但“奏缺采詩之官，歌詠多依前代”。漢初樂府，因循秦代，“習常隸(同肄，學習)舊而已”。(《史記·樂書》)真正的東府歌詩從漢武帝開始。漢武帝在定郊祀禮樂時重建樂府，擴大了編製，達800多人，又拜著名音樂家李延年為協律都尉領導樂府。
漢武帝還命廣泛采集民間音樂舞蹈以體察民情，並以此作為漢樂府的一項重要職責。漢樂府遂有了“趙、代、秦、楚之謳”。李延年將司馬相如等數十位文學家創作的歌詞配合樂府俗樂，在宮廷郊廟祭祀、宴會，禮儀及軍中演奏。後代便把在樂府中和過樂的歌詩稱為“樂府”，以別於未曾入樂的“詩”或“徒詩”。
樂府在漢成帝時“倡優伎樂”達1000多人，樂人有明細的分類，除演員外甚至還有樂器製造工匠。但在公元7年，漢哀帝以樂府中“鄭聲興”為由，裁減441人，使樂府漸趨衰弱。不過樂府的機構和樂府詩歌，在曆史上一直長期存在並且影響深遠。
漢樂府音樂有歌曲(如相和歌)、舞曲(如《巴渝舞》、《公莫舞》、《鐸舞》等“雜舞”)、散樂(百戲、俳優、雜伎等)、“四夷樂”(如北狄樂)、鼓吹樂等。漢代以來也按其用途劃分的，如《隋書·音樂誌》中就說漢代“樂有四品”(一)大予樂：郊廟上陵所用(二)雅頌樂：辟雍享狩所用(三)皇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所用(四)短簫鐃歌樂：軍中所用
兩晉南北朝時代我國音樂發展情況
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曆史上大動蕩的時代，也是北方音樂文化與南方音樂文化，少數民族音樂文化與漢民族音樂文化、中原地區音樂文化和西域地區、西亞地區音樂文化大融合的時代。
當時西域地區，是西方少數民族、漢族以及外國的音樂文化初步交流融合的中心地帶。西域地區的音樂文化與中原地區的音樂文化的交流，促成了中國各民族音樂文化和外國音樂文化的進一步交融發展。如後來構成著名的隋唐九、十部伎樂中的少數民族音樂和外國音樂、像龜茲樂、西涼氏、高昌樂、康國樂、疏勒樂、天竺樂、安國樂、高麗樂等等，當時也已在中國內地流行。隋唐時期的大部分重要樂器，如曲項琵琶、五弦琵琶、蓽篥、方響、鈸、羯鼓等等，這個時期也已經在內地出現。另外，從《隋書·音樂誌》“及(陳)後主嗣位……遣宮女習北方蕭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的記載以及《相和歌》到《清商樂》的變遷過程中，也可以看出當時南方和北方之間音樂文化相互交流的盛況。
佛教自公元一世紀中期由天竺(印度)傳入中國後，中國僧人為了翻譯經文，采用了天竺的拚音字母。後約在公元五世紀末期，中國僧人參考了外來字母，創造漢語的平、上、去、入四聲體係，構建了漢語音韻學。這門學科後來長期成為中國聲樂藝術和度曲技術的專用輔助學科，對中國聲樂藝術和度曲技術的不斷發展完善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佛教徒為了向群眾宣傳教義，就用民間音樂跟佛經結合起來演唱。由此產生了中國的佛教音樂。唐道世《法苑珠林》中“關內關外、吳蜀唄辭，各隨所好。唄讚多種。但漢梵既殊，音韻不可互用。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鹹憲章焉”的記載，說明中國的佛教音樂一開始就取材於民間音樂，因而獲得了在本國生根的基礎，這是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宮廷貴族常遣散樂妓進寺院修造等，也客觀上使得佛教音樂和宮廷、民間音樂多了一種交融的機會。總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風靡是和中國佛教音樂的民族化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