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講，以個體為勞動單位的手工業的發展，也能促進測量技術的進步。例如在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常常有許多裝飾性花紋，這些花紋大多是幾何圖形，如三角紋、波浪紋、花瓣紋、魚紋等。它們的布局一般都很均勻，多組花紋連續排列，環繞在陶器上。但不管幾組，三組、四組還是五組，這些花紋都能表現得對稱而且完整。可見在繪製它們時，一定經過了精心的比劃測量。測量方法也許並不複雜，例如用繩子量一下陶器的圓周，把圓周按需要分成幾等份，再根據所劃位置安排紋飾，就能保證每組紋飾的對稱和完整。這種比較測量，是一種常見的測量活動，當然有助於測量的進步。但這種測量不受條件的約束和限製，它因人因時因地而異，不需要有統一的單位和標準，因而對於計量進步的促進作用，是有限的。要真正促進計量的發展，還要依靠社會化的生產活動。
在中國原始社會末期，發生了一次相當大的水災。當時的部落聯盟首領堯派鯀去治水。鯀用“堙”、“障”的方法，用泥土填塞洪水，未能成功。後來舜當了部落聯盟首領，選擇了鯀的兒子禹，讓他繼續治理洪水。禹總結了他父親治水失敗的經驗和教訓，並經過到各地進行實地調查和測量，采取了修堤壩攔導水流與疏通河道相結合的辦法，成功地解除了水患，使洪水暢通無阻地流入大海。
大禹治水這件事，留給後人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於後世很多文獻都從不同角度追記了這件事情。有些文獻還專門提到了測量在其中的作用。例如《管子·輕重戊》提到，大禹“疏三江，鑿五湖，道(導)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商，在這裏作計量解。《淮南子·地形訓》、《山海經。海外東經》有禹命令他的大臣太章、豎亥步行測量山川的記載。《史記·夏本紀》則說禹“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這是說大禹在治水過程中，以規矩準緝作為測量工具，量度天下。綜合許多材料可知，禹治水時進行了實地測量。
可以想見，像禹治水這樣的工程，所需要的測量活動必然是大規模的。而要進行大規模的測量，隻靠簡單的比較測量是不夠的，它要求建立長度單位和統一的長度標準。《史記·夏本紀》說，禹“身為度，稱以出”，認為禹以自己的身長和體重定出長度和重量標準。這一記載反映了當時人們為確立計量標準所做的努力。計量基準的確立，是計量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國古代計量誕生的標誌。對於這件事的意義，古人深有感受，他們甚至把它升華成了神話。東晉王嘉在其所撰誌怪小說《拾遺記》中說，禹在開鑿龍門時，進入一個數十裏深的岩洞，岩洞幽深難行，這時出來一頭形狀如豕的怪物，口銜明珠，為其引路，將禹領到一個明亮寬敞之處，隻見人麵蛇身的伏羲神端坐在那裏，他交給禹一支長1尺2寸的玉簡，禹即持此簡量度天地、治理水土。這雖然是則神話，卻表現了一個深刻道理：測量需要有權威性的統一的標準。正是這種認識，導致了中國古代計量的產生。
時間計量單位的確立
傳統計量並非僅指古代度量衡而言，對時空進行計量也是它的一項重要內容。
時間計量有別於其他測量。在一般的計量行為中，計量單位大都是人為規定的，而時間計量卻存在著一套自然單位，這就是年月日。地球繞著太陽公轉，造成了春夏秋冬的季節變化，寒暑交替，周而複始，逐漸使人們產生了“年”的概念。這裏所說的年，指的是回歸年，古人又稱其為“歲”。《後漢書·律曆誌》說：“日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謂之歲。”四時，就是指的四季。顯然，依據這種定義確定的“歲”，就是一種自然時間單位。
另外，月亮的圓缺變化，也是一種引人注目的周期現象。對這種現象的重視，使得古人產生了“月”的概念。正如宋代沈括所說：“月一盈虧謂之一月。”(《夢溪筆談·補筆談》卷二)通過月亮的盈虧來確定的時間長度，叫朔望月。朔望月的產生是由於月亮繞地球公轉，而地球又繞日公轉這樣綜合運動的結果。由於月亮和地球的運動速度都有周期性的變化，這樣，朔望月的長度就不是固定的(作為比較，回歸年的長度也有變化，但那變化微乎其微，可以不去計較)。觀測結果表明，朔望月的長度“有時長達29天19小時多，有時則僅有29天，6小時多”(唐漢良、舒英法：《曆法漫談》，陝西科技出版社，1984年，第34頁)。因此，人們平常說的朔望月長度，都是指的平均朔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