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la則被譯成“姑羅”、“蠹羅”、“兜羅”、“妒羅綿”、“土蘆”、“都落布”、“禿鹿麻”等。有的則截取第一個音tu，簡化為“都布”。
《後漢書·馬援傳》提到，馬援晉見在西蜀稱帝的同鄉公孫述。公孫述為馬援製“都布單衣”。這裏的“都布”就是上述“都落布”的簡化。還有的取第一個音，加上木棉開花的特性，結果演化出“桐華(花)”、“幢華(花)”、“桐華布”等譯名。西晉左思的《蜀都賦》中即有“布有幢華(花)”一句。有人加以注釋說，“幢，木名。其華(花)可績為布”。
“娑羅”、“炻羅一兩個係列的名稱，隻流行於古代雲南地區。而海南和嶺南地區流行的是“吉貝”或其同音、近音名稱。這是印度栽培棉名稱的音譯。
栽培棉的梵文名稱是Karpasa或Karpasai、Karpasi。在漢文佛經和其他曆史文獻中，這些梵文棉名也就有了“吉貝”、“劫貝”、“家貝”、“劫波盲”、“迦波羅”等多個譯名。這種栽培棉在廣西越南交界地區，翻譯過去的越南語名稱為Kopaih，再轉譯成漢文，又變成了“古貝”。在我國的一些史籍中，有時“吉貝”、“古貝”混用，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如《梁書》在海南諸國傳中，談林邑國時用“吉貝”，而談到丹丹國、幹陀利國、狼牙惰國時則用“古貝”。《北史·真臘國傳》也有“古貝”。林邑、真臘都在現在的越南、柬埔寨境內，故多用“古貝”。但在廣西、廣東和福建地區，多采用“吉貝”這個譯名，到宋代時已基本統一和固定下來。
西北新疆地區，傳入和種植的棉花品種是一年生非洲棉。它是沿著古代“絲綢之路”傳進來的。從曆史記載和近年來新疆等地的出土文物資料推斷，開始傳入的時間可能在公元前2世紀前後。
非洲棉與亞洲棉相反，它的生長期短，枝幹矮小，但耐幹旱。新疆的氣候條件正好適合非洲棉的這些特性。所以很順利地傳了進來。傳入的順序，則可能是先傳入棉布，以後才傳進棉種，開始棉花栽培。
前麵說過，古代新疆地區稱棉布為“白疊”、“白疊子”。這個名稱是從梵文Patta音譯過來的。Patta原意為“條”、“幅”，紡織業發生後，它的含義即引申為布幅，單獨使用時通常指棉布。在我國的古代文獻中，Patta有“白疊”、“白繅”、“缽吒”、“帛宜”“白苔”等多種譯名。在使用過程中，有人將這個梵文名稱加以簡化，加上“布”字，於是又衍生出“宜布、”“毛布”、“苔布”、“榻布”等名詞。白疊和宜布兩個係列的名詞隻流行於古代新疆地區。
嶺南、西南邊疆和西北新疆地區，傳入和栽培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棉花品種，前者是木本亞洲棉，後者是草本非洲棉。使用的名稱也是兩個不同的係列。由於氣候和交通條件的原因，兩個地區之間的棉花品種沒有交叉傳播。兩者之間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但畢竟同是棉花。兩者之間的共同點當然是主要的。關於這一點，早在唐代就有人說得十分清楚。唐代的《一切經音義》一書詮釋雲南木棉名稱說：“劫波育，或言劫貝者，訛也，正言迦波羅。高昌名毛，可以為布。廚賓以南，大者成樹；以北形小，狀如土葵。有殼，剖以出華如柳絮，可紉以為布也。”這段話把兩地棉花的聯係和差別說得十分透徹。文中的廚賓即克什米爾。古代非洲草棉和亞洲木棉在印度的種植區，就是以克什米爾為界。這與今天西方學者的考證結論完全一致。在當時曆史條件下能作出如此正確的判斷是十分可貴的。
棉紡織革新家黃道婆
宋末元初，棉花種植開始從華南傳入江南時，棉紡織技術尤其是棉花加工技術，十分落後，工具非常簡陋。
棉花在紡紗之前，必須首先去籽，彈鬆，卷筒。而這些加工程序，開初都十分原始。去籽用鐵杖，甚至沒有任何工具，完全用手剝。效率之低可想而知。到至元十年(1273年)的司農司《農桑輯要》裏，仍然在使用鐵杖擀籽法。即將籽棉放在一塊窄長木板上，再用一條長2尺、粗如手指而兩頭漸細的鐵杖，像擀麵條一樣擀出籽粒。這種方法雖然比手剝有了進步，效率仍然極低。彈花則是用竹子做的一個長一尺四五寸的小弓，以手牽線弦將棉花彈鬆。由於弓的長度，線弦強度、拉力、振幅和振動頻率都有限，彈花的效率和質量均受到極大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