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唐代時，新疆的白疊布和嶺南桂管布已在中原和東南地區的一些城市，如長安、洛陽、南京、杭州等地廣泛流行。8世紀初唐玄宗時，長安城內，“賣白衫、白疊布行鄰比廛間”。當時的封建官吏和上層階級，以穿棉布衣服方肘髦。唐文宗時，夏侯改穿著綠色“桂管布”(廣西桂林出產的精細棉布)做的衣服上朝，文宗也跟著穿桂管布，於是滿朝文武爭相仿效。一些詩人還作詩讚美嶺南、新疆棉布和棉布服飾。杜甫讚“光明白疊布”，白居易歎“桂布白似雪”。他在居留杭州時還寫有“吳綿細軟桂布白”的詩句，廣西桂布可以同蘇浙絲綢媲美。同時也說明，當時桂布在杭州十分流行。1966年在浙江蘭淩的一座宋墓中還出土了一條本色棉毯。棉毯長2.51米，寬1.15米，由純棉紗織成，棉紗條幹均勻。棉毯雙麵拉絨，細密厚實。宋代棉毯的出土表明，唐宋時期，嶺南棉織品在江南地區已不是稀罕物了。
棉花栽培和棉紡織技術也在向內地傳播，不過直至宋末，速度十分緩慢。
古代嶺南植棉區，一直在向東北和西北兩個方向擴展，唐代時期，廣西和福建兩地的棉花種植和棉紡織業還有後來居上之勢。“桂布”或“桂管布”已成為嶺南棉布的代表。福建的植棉業也十分發達，棉花種植很普遍，有的一戶多至數千株，而且收入不少，“木綿收千株，八口不憂貧”。因此有人寫詩感歎：“嘉樹種木綿，天何厚八閩”。但是，直至北宋末，棉花的栽培基本上限於海南、兩廣和福建地區。江南的棉花栽培，唐代時還隻在少數地方進行。中唐張繼詩，“蜀客南行蔡碧雞，木綿花發錦江西”，錦江是贛江的支流，這句詩說明當時贛西北錦江西岸地區已有棉花栽培。江浙一帶則在北宋晚期才開始種植棉花。到南宋末年，江南的棉花種植和棉紡織業才逐漸多了起來。宋元之際，胡三省注釋《資治通鑒》說，“木綿，江南多有之”。南宋末的一首《木綿詩》說：“收來老繭倍三春，匹似真綿白一分。車轉輕雷秋紡雪，弓彎半月夜彈寒。衣裘卒歲呤翁暖，機杼終年織婦勤”。從詩句看，農家秋天紡紗，冬夜彈棉，織機終年不停，棉花種植麵積和棉布紡織數量不會太小。
宋代開始在江南栽培韻棉花，不再是嶺南地區的多年生木本棉，而是一年生草本棉。史熠(1060-1140年)和胡三省在注釋《資治通鑒》時都說，江南棉花每年二三月間下種，夏秋開花結實。至於這種一年生草本棉的來曆。現在還不完全清楚。有人認為是從南洋引進的，也有人認為是由嶺南多年生木本棉逐漸演變而來的。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嶺南灌木棉在向北部江南傳播的千餘年漫長歲月中，隨著緯度的逐漸升高和氣候逐漸變冷，完全可能發生變異，由越冬多年生變為一年生。同時，嶺南和西南各族人民在長期栽培實踐中，也可能從多年生型的棉花中培育出一年生型棉花，然後傳到江南地區。
多年生木棉變為一年草棉後，雖然植株變矮變小，單株棉花產量降低，但可以密植，單位麵積產量提高。而且棉桃增大。棉花品質更好，纖維變長，棉絨與棉籽的粘連也不如以前堅牢，脫籽難度降低。這些都有助於棉花種植的推廣。
棉花栽培技術也有很大的進步。在棉花進入江南以前，那裏的農業技術和農業集約化已達到很高的水平。棉花進入江南後，很自然地把先進的農業技術和精細的耕作方法應用到棉花栽培上。選種、防蟲、翻耕、鬆土除草和田間管理都相當講究。
棉花栽培傳入江南和木本棉的草本化，是我國棉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它為後來棉花栽培向黃淮流域和全國範圍的推廣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當然，由於當時棉花栽培和棉紡織技術傳入江南不久，棉花加工和棉紡織技術還相當粗糙，工具設備十分簡陋，脫籽工具是一根鐵杖，甚至手剝，彈棉則用小竹弓，效率都相當低下。軋花、彈花、紡紗、織布等工序也還沒有像當時的絲織業那樣，單獨分離出來成為某一手工業者的專門工作，而是自始至終由同一農家的若幹成員共同擔任。
至於西南和西北的棉花種植，唐宋以前向內地擴展的趨勢更不明顯。
有的書上說，三國時期，不僅在長江流域而且也在黃河流域一定地區已有棉花栽培。這一說法缺乏曆史根據。
棉花從嶺南向長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區推廣，經曆了上千年的時間，棉花名稱和“棉”字的產生，也經曆了一個曆史過程。中國古代有“綿”字，但無“棉”字。所謂“綿”，指的是絲綿。如前所述，在南北朝時期已知海南有一種木棉樹叫“吉貝”，因果實裏的纖維像蠶絲，可以織布，所以叫做“木綿”或“木棉”，以區別於蠶繭的“綿”。“綿”或“棉”變為“棉”，大約是在6-7世紀之間。南朝梁代顧野王所撰《玉篇》，注釋“棉”字說，“棉”本名“棉”。到北宋《廣韻》，將“棉”省作“棉”，解釋說，“木棉，樹名”。至今一直通行的“棉”字就這麼定下來了。以後棉花傳到了日本，“棉”字卻沒有跟著傳過去。所以，日本至今還把棉花叫“木綿”，棉布叫“綿布”。
明代的官府棉紡織業和民間棉紡織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