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香港作家、攝影師、自由撰稿人，曾任書店店長及雜誌編輯。1975年生於廣東，1997年移居香港，後曾旅居北京五年。創作涉獵散文、小說、戲劇、評論等範疇。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獎、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創世紀詩刊50周年詩歌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小說獎、香港文學雙年獎等獎項。出版詩集《永夜》、《波希米亞行路謠》、《苦天使》、《少年遊》等，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攝影集《孤獨的中國》、《我屬貓》等，批評合集《波希米亞中國》。
我覺得中國人現在亟須樹立一種“非功利性的信仰”。就是說，我去做一件事情，不一定會得到實在的好處，但是我還是要去做。
這樣一種非功利性的，也可說是對“理想主義”的信仰。比如，基督教徒在受到迫害的時候，他們還是堅持信教，那才是真正的信仰；而不是說當我信了教，我可以得到金錢財寶。
另外，基督教不許諾你在現世能得到幸福，這是可以從兩方麵來看的： 一方麵，你可以覺得它是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精神鴉片”；但是另一方麵，也是要求你即使沒有好的收益的時候，還去堅持你的信念。
所以，我希望同胞們起碼有一種對精神的信仰——即除了物質享受以外，還要有精神的追求。
至於建立信仰的手段，可以有很多。不一定是通過宗教，也可以通過藝術、哲學，總之是你用心去做好一件事情，端正你的生活態度，不要老是存著“心眼”。
我經常碰到的一種心態是： 人人都想不勞而獲。因此，他們總是騙人或者被騙。所謂“人心不古”，就是這樣子。
但這也不能怪這些人，因為現在整個社會的氛圍是： 你踏踏實實勞動，你得到的收獲反而是很少的，甚至是得不到收獲。
——廖偉棠
廖偉棠的淡定
在香港，若不是心懷信仰，大抵是幹不了文人這一行的。做得了文人的人，讀書多自然不在話下，然為書“毒害”日久，萌生理想主義的“惡之花”，不把好腦筋用在買樓炒股做生意上，卻追求某某價值雲雲。在香港，你要做文人，又要很有錢，似乎隻有一條路可循： 去大學當教授。香港的大學教授平均工資竟高達每月十二萬港幣！但是，香港哪裏有那麼多的大學和那麼多的大學教授職位供應呢？即便有職位供應，香港是一個開放社會，大學招聘，必向全世界發出邀請，工資高吸引人，於是哈佛、耶魯、牛津、劍橋……全世界各名校之博士生雲集香港，哪裏還輪得到香港本地這些文人呢？
在香港做文人，大不了寫寫專欄、出出著作、拿拿補助，過一個中產的生活而已。你的付出和你的所得，全不成比例。我的一位師長經常跟我說：“我要是花心思賺錢，早成億萬富翁了。”讀書人做成如此寒酸，使我不禁想起辛棄疾的《西江月》：
醉裏且貪歡笑，要愁那得工夫。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昨夜鬆邊醉倒，問鬆我醉何如？隻疑鬆動要來扶，以手推鬆曰： 去！
人在失落的時候，無論心智多麼堅強，終歸是會萌生“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的“咒罵”的。無奈沒人可做知己，隻能和一棵鬆樹“交心”，還不荒涼又荒唐嗎？
幸而我所結識的香港文人，每一個都稱得上樂觀積極。有的光景，在我們內地人看來，甚覺“淒楚”，可香港人習以為常。比如在香港書展上，我見到的主講人，無論多麼名聲顯赫，十之八九都是背著背包形單影隻前來講堂的，完全不像內地某作協、文聯的“文官”，前呼後擁、車接車送、盛宴款待。董啟章的閱讀分享會，他提早了半小時到，來太早了，我便上前自我介紹，跟他聊天，在會場外的人群裏“獨處”了二十分鍾，絲毫沒有別扭。這一點，我猜想內地做慣了“大爺”的文人，來到香港恐怕是不太適應的。
但是從另一方麵說，香港文人雖然日子過得艱難，但是反而“簡單”。這裏的“簡單”，不作容易解，而是單純之意。在這樣的情況下，你若還義無反顧地選擇做個文人，便不會摻雜一些與文化無關的觀念。也因此，我深深同意北島的話：“隻有在香港做一個詩人，才是真真正正的詩人。”
被我約來談論“信仰”話題的廖偉棠也認同這一觀點。他說：
因為你在國內做一個詩人，你會得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附加值，比如說，可能可以當個文聯主席什麼的，或者得個什麼官方的獎，什麼魯迅文學獎啊之類，你得了那個獎，你在地方上會一帆風順。另外，假如你不接受官方的招安，你也可以受一些商業的招安，照樣會有很多收益。但在香港，不存在這些東西，你隻能踏踏實實地寫你的東西。
香港詩人陳智德說：“我覺得我選擇了這個身份，選擇了寫詩，換來的當然包含了一種滿足感，何況我真心相信它的價值。但另一方麵，它亦會給我帶來寂寞、非常低的經濟回報。到現在這一刻，我仍然接受，且覺得應該是這樣的，就是說，我們搞文化的，是不會，也不應該發達的，不像搞金融、搞地產的。我不會羨慕別人，我覺得我現在的情況是應該的，心甘情願。我不覺得自己很慘、很卑下，不會！是我自己的選擇，而且還會繼續下去。”
20世紀70年代中，廖偉棠出生在廣東西部農村新興縣，直至13歲時才搬遷到珠海。1997年，他才申請到香港身份證。在廣東的日子，廖偉棠的生活安逸。
前不久，他在接受《南方都市報》的專訪裏說，他在珠海的電視台工作時，每天就是坐在辦公室中看書看電視，有時候還抱著一堆光碟待一整天——我想，這是很多內地讀者（包括我自己）共有的經曆。然而，到了香港以後，日子不再如此閑適，他才漸漸體會到生活的艱辛。可是，廖偉棠的性格，仿佛是“窮且益堅”，在苦澀中他反而回味出了甘甜。他對“南都”記者言道：
來了香港後我就認識了黃燦然，還有王敏，也都是從內地來香港的詩人，他們給我很多人生的建議。在珠海是很安逸的環境，寫作由閱讀而來，全是間接的經驗，書齋氣。來了香港，香港現實的強大讓你躲無可躲，它無時無刻不發生在你身上。越來越多現實的東西被寫進詩歌，我也蠻高興的，覺得我的詩開闊了很多。黃燦然他們看到，也覺得我進步了。可以說，到香港後我的寫作有進步，就衝這一點，我覺得留在香港是對的。
我認定了我要靠寫作來謀生，我就要什麼文章都能寫，我把自己放得很開，時評、樂評、劇評、影評，什麼評論我都可以寫，隻有這樣才能夠靠寫作為生。葉芝死了後，奧登寫了一首詩紀念他：“愛爾蘭把你刺傷成詩。”我很歡迎有什麼東西把我刺傷成詩。中國的現實，讓它去作用在我身上，看有什麼化學作用產生出來，這些都會變成我的詩、我的文章。（見《南方都市報》，2010年9月13日，《廖偉棠： 歡迎把我刺傷成詩》，作者： 陳曉勤。）
廖偉棠的淡定，就是這種典型香港文人的淡定。他如果不選擇走上文人這條路，生活可以很“好”；隻不過，他走上了文人這條路，生活於是變得更“好”了。“南都”記者問廖偉棠：“如果你沒有離開故土的話，你覺得你會變成怎樣的人？”他說：
很有可能變成了“二世祖”。我那個村子很多人都是這樣，因為爸爸在香港賺錢，他們就在家裏賭博、吸毒，這些都是我們村子流行的事。所以，我也有可能會變成這種人，但以我的性格可能不會變成那樣的人，或許會變成縣裏文化館的一個小館員，在圖書館編編縣誌等。我會變成一個鄉村知識分子。
香港的吸引力就在這裏，即便你的生活辛苦，然而，她的開放、包容、自由，會使你願意做這筆交易。來到香港以後，廖偉棠在電視台打過工，在攝影樓打過工，在書店做過店員；後來，又與朋友合開“東岸書店”。但是這些工作他都做不長，最終的最終，他還是選擇了寫作，選擇筆耕，播種、發芽、開花、結果——碩果。
試想，假如廖偉棠真的沒有走出農村，沒有來到香港，那麼，就不會有香港青年文學獎詩歌、散文雙冠軍；就不會有香港中文文學獎散文、詩歌、小說三得獎；也就不會有1999年台灣最大的文學獎“時報文學獎”和2000年“聯合報文學獎”大滿貫得主廖偉棠了——對香港乃至華人文學圈來說，豈不可惜？
某日與幾位老友在杭州一起“飯醉”。聊著聊著，不知何故跑題到廖偉棠的詩。《南方周末》的記者呂明合兄即興給我們背誦起廖偉棠的《仁波切——寫給顏峻》來。詩曰：
我們都是仁波切，人中之寶。/夜行路上我突然高呼你的名字，/不知是否有人回頭。/夜梟、夜雪山、夜霧浮起了青空，/夜裏的夏河隱隱吟唱起來，/我不知其所從來、所以去，/路上猶聞： 千古朗聲笑。/急車燈也靜，照亮細雪般人人，/與我們平衡的，是僧房千間，/幽秘的精神卻撚亮了雪中火苗。/我伸手虛空中一探，/路塵中竟然也有獅子吼。/可惜你已經不喝酒、不殺生，/愛你的人隻能做一個快活夢。/做也徒然，雖然我們都是仁波切，/不喝酒我可不能為你認證。
我聽著聽著，身上無法克製地汗毛盡立。我好愛這首詩！因為——廖偉棠並沒有虛偽的謙虛。
■ 信仰≠宗教信仰 ■
許： 你覺得什麼是信仰呢？跟宗教信仰是一回事兒嗎？
廖： 我覺得信仰應該大於宗教信仰吧。其實，信仰就是你對某一種理念可以為之付出很多努力，甚至願意為之付出生命。宗教信仰，反而有時候在中國會變成一種功利性的東西。真正屬於內心深處的信仰是能提升自我的，而且是一種不計得失的東西，不是說你去信它你就能得到好處。甚至，真正的信仰可能還會給你帶來“壞處”，可能會使你受到不好的待遇，但是你還是信它，那個才是真正的信仰。又或者，應該是一些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東西，才叫信仰。
許： 香港人中有沒有這樣的信仰？
廖： 往小裏說，在香港，堅持寫作的人就是有這樣信仰的人。因為在香港，寫作幾乎不能帶給你任何的好處。往大裏說，在香港有一些追求民主價值的人；或者說，為了中國的未來去奮鬥的人，這些人，我覺得就是具備這樣的信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