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紀”實際上就是帝王的傳記。在“本紀”的寫作中，司馬遷采取了詳今略遠的辦法，時代愈遠愈略，愈近愈詳。“本紀”托始黃帝，是因為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師。將項羽列入“本紀”，一是秦漢間幾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同時，也顯示出了司馬遷進步的史學觀。
“世家”是記載諸侯王國之事的。這因諸侯開國承家，子孫世襲，也就給了他們的傳記叫做世家。司馬遷把孔子和陳涉也列入“世家”。孔子雖非王侯，但卻是傳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況漢武帝時儒學獨尊，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將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領域的現實情況。至於陳涉，不但是首先起義亡秦的領導者，且是三代以來以平民起兵而反殘暴統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馬遷將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業和湯放桀、武王伐紂、孔子作《春秋》相比，將他寫成震撼暴秦帝國統治、叱吒風雲的偉大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進步的曆史觀。
“列傳”是記載帝王、諸侯以外的各種曆史人物的。司馬遷把當時我國四周少數民族的曆史情況，也用列傳的形式記載下來，如《匈奴列傳》《朝鮮列傳》《大宛列傳》等，這就為研究我國古代少數民族的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來源。
“書”，是記載曆代朝章國典，以明古今製度沿革的專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無法撰寫成書的。班固《漢書》改稱“誌”，成為通例。“書”的修撰，為研究各種專門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史記》取材相當廣泛。有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以及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同時參考檔案、民間古文書籍。他還親自采訪，進行實地調查，然後對材料精心選擇使用，治學態度異常嚴謹。因為他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際”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關係，作者批判了原來的“神意天命論”，提出了“帝王中心論”。“通古今之變”，即探究曆史的發展實況及其規律。
《史記》因其在曆史編纂學上的偉大創造精神及其進步的史學思想和嚴謹的治史方法，成為我國史學史上一座巍峨的豐碑，被梁啟超讚為“千古之絕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同時，還是一部偉大的文學名著，魯迅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某種極其複雜的事實，都措置得非常妥帖，秩序井然，再加以視線遠，見識高，文字生動，筆力洗練，感情充沛，信手寫來，莫不詞氣縱橫，形象明快，使人“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容齋隨筆·史記簡妙處》）。
司馬遷去世之後，《史記》並沒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視。到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經過努力，才開始流傳，但到東漢時已經有了殘缺。
注釋方麵，南朝宋的裴駰有《史記集解》，是現存最早的舊注本，唐朝司馬貞撰寫《史記索隱》，有很多新見地，唐朝的張守節用畢生精力寫成《史記正義》，成就較高。《史記集解》《史記索隱》和《史記正義》被後人並稱為《史記》“三家注”。
（二）《漢書》
繼司馬遷撰寫《史記》之後，班固撰寫了《漢書》。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父親班彪是一個史學家，曾作《後傳》65篇來續補《史記》。《漢書》就是在《後傳》的基礎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隨從車騎將軍竇憲出擊匈奴，參於謀議。後因事入獄，永元四年死在獄中。那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誌》沒有寫成，漢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補作，馬續協助班昭作了《天文誌》。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絕無僅有的女作者。《漢書》包括本紀12篇，表8篇，誌10篇，列傳70篇，共100篇，後人劃分為120卷。它的記事始於漢高帝劉邦元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簡稱“紀”，“列傳”簡稱“傳”，“書”改曰“誌”，取消了“世家”，漢代勳臣世家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誌》《五行誌》《地理誌》和《藝文誌》。《刑法誌》第一次係統地敘述了法律製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誌》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曆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產、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注目。
《藝文誌》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誌》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卷，上卷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卷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從思想內容來看，《漢書》不如《史記》。班固曾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謬於聖人”。這集中反映了兩人的思想分歧。所謂“聖人”，就是孔子。司馬遷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見識卻不及司馬遷。從司馬遷到班固的這一變化，反映了東漢時期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已在史學領域立穩了腳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