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後漢書》
《後漢書》90卷，南朝宋範曄撰。範曄字蔚宗，順陽人。出生於一個世族家庭。他的祖父範寧曾任晉豫章太守，著《穀梁集解》一書。《十三經注疏》中的《穀梁傳注疏》就是以《穀梁集解》為基礎寫成的。他的父親範泰官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是宋武帝劉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覽群書、潛心著述，作《古今善言》24篇。所以範曄有很深的家學淵源，一直以名門之後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節，仕宦不甘居人後，著述也不甘居人後。以此成名，也以此喪身。元嘉九年，範曄在為彭城太妃治喪期間，行為失檢得罪了司徒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範曄鬱鬱不得誌，就借助修史來寄托他的誌向，開始寫作《後漢書》。元嘉二十二年，有人告發他參與了劉義康的篡位陰謀，因此下獄而死。
在範曄《後漢書》之前，已問世的有關東漢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範曄以《東觀漢記》為基本史料依據，以華嶠書為主要藍本，汲取其他各家書的長處，刪繁補缺，整齊故事，超越眾家，後來居上。所以到了唐代，範曄《後漢書》取代《東觀漢記》，與《史記》《漢書》並稱“三史”，盛行於世。而諸家《後漢書》，除袁宏《後漢紀》外，都相繼散亡。於是範曄《後漢書》成為我們現在研究東漢曆史的最基本的依據。
範曄《後漢書》的記述，起於劉秀起兵推翻王莽，終於漢獻帝禪位於曹丕，詳載了東漢一百九十五年的曆史。
（四）《三國誌》
《三國誌》，65卷，包括《魏書》30卷，《蜀書》15卷，《吳書》20卷，主要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曆史。
作者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鄉南氏）人，生於漢後主劉禪建興十一年，死於晉惠帝元康七年。他在蜀漢做過官，30歲時，蜀漢政權滅亡，入晉後做過晉平令、著作郎。蜀政權沒有設置史官，無專人負責搜集材料，編寫蜀史。《蜀書》的材料是由陳壽采集和編次的。陳壽寫書的時代靠近三國，可資利用的他人成果並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沒有條件獲得大量的文獻檔案。我們閱讀《三國誌》時，就會發現陳壽有史料不足的困難，內容顯得不夠充實。
陳壽沒有編寫誌。我們要了解三國時代的典章製度，隻好借助於《晉書》。
《三國誌》善於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讚許。
（五）《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北宋司馬光撰。294卷，又考異、目錄各30卷。編年體通史。
司馬光初成戰國至秦二世八卷，名為《通誌》，進於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奉命設書局繼續編撰，至神宗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完成，曆時十九年。神宗以其“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命名為《資治通鑒》。全書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訖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取材除十七史以外，尚有野史、傳狀、文集、譜錄等222種。幫助編撰者有劉攽、劉恕、範祖禹等，各就所長，分段負責，先排比材料為“叢目”，再編成“長編”，然後由司馬光總其成，刪訂定稿。內容以政治、軍事為主，略於經濟、文化。全書貫串1362年史事，有“考異”以明取材不同之故，有“目錄”以備查閱之用，為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較係統而完備的資料。注釋主要有宋末元初人胡三省的《資治通鑒音注》。清初嚴衍著《資治通鑒補正》，為《通鑒》拾遺補缺，刊正錯誤，也做了一些工作。
《資治通鑒》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司馬光在編寫《資治通鑒》時，力求符合曆史事實，做到言必有據。全書取材廣泛，涉及曆代政治、軍事以及民族鬥爭等方麵的史實，文筆生動流暢，因而這部書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曆史上對《資治通鑒》的稱譽，除《史記》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一部史著可與《資治通鑒》比美。鑒於司馬光的巨大成就，人們將他與西漢的史學家司馬遷相提並論，視為中國古代史學界的兩大偉人，並稱為“兩司馬”。
（六）《通鑒紀事本末》
《通鑒紀事本末》是袁樞在嚴州任教授時所撰。袁樞（1131—1205），字機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宋孝宗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中進士，曆任溫州判官、嚴州教授、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國學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職。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學索引》《周易辯異》等書。袁樞生活時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都比較緊張，南宋王朝內外交困，許多有誌之士希望能給趙宋政權提供安邦治國的藥方。雖然，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可資借鑒，然而，由於《資治通鑒》敘事，往往隻是每年記述，對於一件事情連續好幾年的，它未能連貫記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閱好幾卷，很不方便。袁樞根據《資治通鑒》記載的重要史實，以事件為中心，按照《通鑒》原來的年次，集中抄錄原文，“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恪守“專取關國家興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原則，使讀者能明其種因結果，成敗得失之故。把《資治通鑒》294卷的內容、1362年的曆史改編為239個以事件標目的專題，始於《三家分晉》，終於《世宗征淮南》，共4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