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困於閉關鎖國政策以前的許多個世紀裏，中國一直是那個由她自主創造出來的世界的中心，也是這個體係的最終支配力量。她是這個星係裏一顆永恒的行星，是其中最強大、最文明的天朝帝國，被圍繞著她的其他衛星國尊崇、憧憬著。
中國和西方世界僅於30餘年前才開始互相交流。中國簽署第一批條約以承認美洲和歐洲國家的存在也不過在大約50年前。而且那些條約就隻是起到初步介紹的作用，缺乏雙方同意互相進行親密往來、締結友好關係的切實條款。從前的中國至多不過沿海地區的三四個口岸對外國居民和商人開放，外國人在大清帝國的領土四處遊曆則是不被允許的，北京禁止所有外交代表駐入，我們的公使團也滯留在軍艦上、遊弋在中國海岸。隻要上述這些情況繼續存在，那麼我們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就會少得可憐，而中國人更無從進一步深入認識我們西方世界。
以上這種局麵從1848年8月29日中國和外國勢力簽訂第一份條約即中英南京條約開始，一直持續到了1861年天津條約的簽訂才得以改變。天津條約規定外交代表可以常駐北京，各個階層的外國人均可在大清帝國境內自由遊曆。
然後在人類曆史上，兩個偉大卻截然相反的族群第一次互相凝視著對方的眼睛，麵對麵地站在了一起。於是，開明、激進、敏捷、熱切、機警的西方人遭遇了保守、華麗高貴、寧靜平和的東方人。進取與保守相互交鋒。已經跨入蒸汽、鋼鐵和動力時代的西方世界蠢蠢欲動，開始對孔子儒家思想主導的東方世界步步緊逼。各位讀者，你們不妨來想象一下以下這個畫麵：一個富有進取精神的現代商人經引見來到了一位中國聖哲麵前，兩人被單獨留下以互相了解、熟識，於是在此過程中他們都開始不斷獲得
對於對方的印象和認識。然而與此同時你們還需要注意另外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那就是這位聖哲其實極其不願意接見這位商人。如此一來，你們就會對我所說的中西方最初開始交往時的情形有個清晰的認識了。
可以說，中西方之間絕對沒有支撐相互交流的共同點，雙方也無遵從互惠互利這個基本原則的意願。我們西方人的確很希望能和中國人進行通商貿易，但是中國人卻用實際行動表明了願意和我們進行貿易的尺度。廣州是中國僅有的一個允許與西方人進行貿易的通商口，他們還給中西方在廣州的通商貿易設置了重重關卡，進行了種種限製。在這裏交易的方式就是中國人用繩索將成捆的絲綢和成箱的茶葉從有著堅不可摧的城牆的城垛上放下來給我們，我們再把墨西哥銀元和英國鴉片綁在那條繩子上傳遞給他們。可以說這條商貿之路的基礎是極端薄弱的，因而至目前為止，西方人普遍認為這是一種限製機製而非鼓勵機製。
這並不意味著中國隻是特別不願與美洲和歐洲締結政治和貿易雙邊關係，事實上她是拒絕拓展與世界上任何一個其他地方的交流。清政府曾頒布法令禁止國人前往境外地區，如若誰膽敢違抗，回國的時候一旦被地方官吏發現，他就要被砍頭。這項法令雖然多年間都未曾被執行過，但是它依然有效。清政府還禁止建造任何超過六英尺的帆船、船舶和艦艇，這一規定使得在中國除了短途之外的所有沿海航行都變得既無利可圖又凶險異常。既然中國的港口不對其他任何國家的船隻開放，而她本國的船舶又都連適當長度的商業航行都無法勝任，那麼我們也就不難推知中國既無意於歡迎任何外國來賓到訪，更無意回訪任何人了。不受限於這種閉關鎖國政策的唯一例外是有限數量的一些暹羅商船，它們都需定期注冊登記和提供特許通行證。這些暹羅商船可以在曼穀和一些特定的中國港口進行往來貿易，它們每年都沿海航行一周，夏日裏乘著夏季風或是東南季風悠然北上，冬日裏又乘著西北風漂流回家。
本書的目的不在於探討是什麼導致清政府選擇了這種完全的閉關鎖國政策，也不在於評判這種政策是正當還是不妥，但是清政府因閉目塞聽而對西方國家的特性和地理位置一無所知卻是個不爭的事實。以下就是一些與此相關的實例。首先，現在的德意誌帝國以前曾派遣外交使團來到中國，想要與其商議一項條約，但被清政府斷然拒絕了。而後在英國公使的善意調解下，清政府才同意與德國進行商談。對此，清政府給出了如下幼稚天真的解釋：他們之所以改變想法同意與德國商討條約是因為英國代表告知他們說德意誌民族是一個值得尊敬的民族，而且德國的國王還是大不列顛女王的親戚。另外，1870年，北京的某位最高層的政要官員因特殊任務要出使歐洲，臨行前他吩咐下人除了其他行李之外，一定不要忘了為其準備150磅食鹽，這是因為他已經習慣了食物裏一定要放鹽，但是怕要去的那個地方會很難買到食鹽。而且就在不久前的1884年，還有人偶然聽到清政府的一位皇室內閣大臣在詢問他的同僚說，“外國人有任何形式的婚姻製度嗎？外國人是不是就是男女隨意、混雜地生活在一起啊？”
隨著這種完全無視而來的，就是中國人對於我們這些未能受到大清帝國文明洗禮的“不幸生物”的生活習性和相貌特征，產生了一些極為荒唐可笑的看法和認識。對此感興趣的人類學研究者或許可以在北京或其他中國城市的書店裏找到一些對“異族野蠻人”進行了生動描述和刻畫的中國當代書籍[1]。這些書用很多精心設計、製作的水彩插圖勾勒出了幾類外國人形象。一類外國人有著長可曳地的耳朵，一類外國人有著奇短無比的腿；而書中對另一個種族外國人的描繪鐵定會讓這些人類學研究者們得出中國人一定聽過而且是精確地了解“大猩猩”這種生物的結論；另外好比一種淺浮雕上隆起的節一般，一個族群的人們的臉像瘤子一樣長在胸前；還有一個族群，人們的腦袋就長在左臂下，因而他們可以輕鬆自如地攜帶著它。由此種種，我們也就絲毫都不會訝異於中國人不願和拒絕與這些他們知之甚少卻又浮想聯翩的外國人打交道了。
在受困於閉關鎖國政策以前的許多個世紀裏，中國一直是那個由她自主創造出來的世界的中心，也是這個體係的最終支配力量。她是這個星係裏一顆永恒的行星，是其中最強大、最文明的天朝帝國，被圍繞著她的其他衛星國尊崇、憧憬著。在她的東北邊有朝鮮，北邊有蒙古各氏族，西邊是喀什和撒馬爾罕，西南是喜馬拉雅山、雪域高原上的西藏，緬甸和暹羅在其南麵，安南和交趾分布在其東南邊境，而琉球這個小小的王國則橫亙在中國海的外圍。他們圍在一起組成了一個係統、一個世界，中國就是這個係統和世界的中心。這些衛星國用盡了各種極為巧妙、絲絲入微的抬舉、仿效方式來奉承他們這個天朝鄰國。他們照搬中國的文明方式，盡可能地設立中國式的政府體係，他們借鑒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其中一些國家還在書麵語中采用中國的文字，他們從中國汲取藝術和文學的營養，他們都奉請和尊崇中國來做東方世界的最高權威和至高無上的女主人。中國是解決他們國內和國際糾紛的仲裁者，她還時不時發兵幫助他們平息叛亂，她自視為也被推崇為整個東方世界的守護者和管理者。
下麵筆者會繼續使用行星係這種說法。在這個行星係裏，日本是飄忽不定和危險的一顆彗星。日本或許是所有東方國家中從中國那裏獲得了最大、最切實利益的國家。她所擁有的藝術知識、書麵文字、大部分文學作品和至少一種宗教體係都是從她偉大的大陸鄰國那裏借鑒而來的。日本所賦予其兩種名揚於世的主要產品“茶葉”和“蠶絲”的特定稱謂也恰恰證明了它們是從中國引進的。但是日本總是那個引起麻煩、愛尋釁滋事的鄰居，總是那股對中國的最高權威進行挑戰的不安分勢力。如果你認為中日兩國之間近年來的紛爭是一種例外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事實上它們隻不過是10個世紀曆史的現代演繹罷了。
除了日本和中國之外，上述所提到的各個國家和中國間都建立起了一種界限明確、彼此心照不宣的關係和往來方式。即每年新年來臨之時，那些小國都要派遣使團到京朝賀，向中國皇帝進獻貢品，表達新年祝願。屆時中國皇帝將會設宴款待他們，而他們回程之時也定會滿載著中國皇帝給其國家君王的回禮，這些回禮一般都會比他們帶來的貢品更貴重，以彰顯中國皇帝權力遠遠在他們君王之上，而財富也要比其多出許多。直至最近幾年暹羅國王才不再向中國皇帝進獻白象，而過往其所進獻的白象中一些至今還生活在北京皇家養象的“象苑”中。同時如果不說是在若幹個世紀裏，那也是在幾十年間，1894年-1895年的冬天可能是朝鮮國王第一次沒能派遣使團去中國首都朝拜。在很長的歲月裏，中國和朝鮮的物資運輸和相互交流都完全是依靠那些被派遣去中國的使團，他們的隨行隊伍中還總是會有大批商人。中國政府賦予了這些商人特權，不對他們所買賣的商品貨物征收任何形式的賦稅。而當這些衛星國麵臨王位繼承權問題時，為防止出現幾位候選者為此而互相殘殺的局麵，一般就由中國皇帝的意誌來決定誰將是下一個繼位者。其中某些國家雖說隻是在形式上，新的繼任者還是循例要派一位特使去北京向中國皇帝稟報自己的繼位情況，並且懇請能夠得到中國皇帝的仁慈首肯。這種決定王位繼承者的方式在朝鮮和安南[2]體現得尤為明顯。
正如預想般，精於嚴密算計、極度現實的西方人對這種維係鬆散的典型東方國際關係製度感到極端困惑，也產生了很多誤解。在西方人的詞典裏，沒有一個詞語可以描述出中國相應於其衛星國的地位。因為在我們的概念係統裏，這是一種完全陌生的國際關係。這種國際關係現如今被暫且、勉強定義為一種宗主國製度，這一方麵是因為缺乏一個更適合的詞語去說明它，另一方麵也是因為大家無法準確地理解它。然而不管這種國際關係是什麼，它都不會是一種宗主國製度。因為構成宗主國和藩屬國關係的最大關鍵點就在於：其一後者必須定期向前者納貢，其二後者必須向前者提供一定數量的軍事力量。但是在這種東方國際關係中，無論是這兩個條件的哪一個都沒有得到充分滿足：中國總是再三地向她的這些相對弱小的鄰國們派遣士兵，以幫助其平息國內的謀逆造反和武裝叛亂，但是卻從未要求也不曾得到他們諸如此類的軍事支援；同時除了互換新年禮物之外，這些衛星國的君王們也無需向中國皇帝交納任何形式的貢品。至於所謂的互換新年禮物，那也是中國獲得的永遠要比贈出的少得多。
這種關係對於我們來說有多模糊、多飄忽，那麼它對於東方人來說就有多簡單、多明晰，因為這恰恰符合了他們的思維方式。東方人將它稱作是一種長兄和幼弟的關係。中國在提及她與其衛星國如朝鮮的關係時，總是使用原本用以表達一個家庭的兩個兄弟這種親屬關係的稱呼。在中國，這種宗法家長製絕不隻是曇花一現，它奠定了其整個政府體係的基礎。在這個製度下，兄長擁有超然於弟弟們之上的絕對權威，同時也需要對他們負相對責任。如果能將此牢記於心，那麼我們理解起維係中國和她周邊較為弱小的國家之間這種紐帶關係來，也就會容易多了。既然這種製度的實行或廢除都是因人的意誌而定，那麼它事實上就是一種道德上的權威和精神上的控製，我們西方人對此是全然陌生甚至是尤為反感的。但或許也正是因為他們可以自行決定是執行它還是否定它，這種製度才會如此合東方人的意，他們才會如此大加推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