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深入思考一下，我們就不難發現，正是千百年來中國在東方世界所享有的這種“天朝上國”的絕對權威，以及來自於那些相對弱小、文明程度尚低的鄰國的無盡恭維、崇敬、奉承和頌揚，才導致了如今中國通國上下的虛驕自大，也因此讓她有理由用幾近蔑視的眼光去看待那些未以她為榜樣從而未按照她的模式來塑造自身的化外之邦。中國居於一個由其謙恭的崇拜者們組成的小圈子之中，她擯棄任何異己進入其間。而且我們不要忘記，中國或多或少還和印度有著來往，因而從東方人的視角和立場，她深知和歐洲的交往對印度這個偉大的南亞帝國意味著什麼。
這就是中國對於與歐洲和美洲國家建立睦鄰友好關係這一問題的基本態度。千百年來，她始終維係著東方行星係中那個穩定而又荒誕的霸主地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一致判定：被強迫和我們西方人相識、交流將會是破壞他們目前這種平和穩定局麵的最壞誘因，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極為悲哀的現實。
在這裏，本書並不是要討論如果有必要的話，任何一個國家是否有權利以武力來脅迫另外一個國家與之建立並維持商貿往來和友好的外交關係。這個問題應該留給國際法的權威人士們去思考。本書也不是要就鴉片戰爭的正義與否發表評論。筆者的意圖不在於記錄關於鴉片戰爭的各種不同觀點，而在於盡可能如實、準確地描繪出它的真實情形。相信對於鴉片戰爭，每位睿智的讀者都已充分了解事情的大致輪廓，都能夠也會得出自己的結論。但事實上鴉片戰爭還喚醒了中國人心中很多沉睡的情感，中國人對它也持有自己的看法和觀點，而且它也固定和歪曲了中國人對所有外國人的看法，嚴重影響了中國外交的整個曆程，於此種種，我們卻沒有充分理解，而關於鴉片戰爭的深遠影響也未被得到清楚的認識。因而如若想要了解當代中國人，那就不得不先認真分析下奠定了其整個背景畫麵基調的鴉片戰爭。也僅僅是出於這一原因，以下本書將對鴉片戰爭進行介紹。
從1842年攻擊廣東虎門炮台[3]到1860年攻占北京北麵的一個城門並火燒圓明園，不管導致這一係列針對中國的陸海征戰的其他原因是什麼，也不管這些其他原因還有多少，又是如何嚴重，在中國人看來，這些行動的目的歸結起來就隻有一個——鴉片。他們認為西方人所有的其他申訴和不滿都隻是托辭和借口，都隻是編造來推動一個主要目標的，那就是要打開中國的大門，將她作為一個巨大的海外市場，用以傾銷他們那些種植於印度的鴉片。
對於中國人而言，事實清楚明了，而他們的邏輯也不容置喙。其實早在1842年之前的多年間，因為他們多次明裏暗裏觸犯清朝的律法，東印度公司的代表和中國廣東地方官員就因毒品走私到中國這一問題屢有摩擦。隨著東印度公司租約的到期，雙方的矛盾也就進一步激化了。1840年，受命欽差大臣林則徐到達廣東，道光帝堅定明確地詔令他，要不顧一切代價嚴厲禁止、徹底斷絕、完全取締所有形式的鴉片貿易活動。由此雙方矛盾達到了頂點。林則徐到達廣州後不久，就了解到在廣州伶仃洋麵的英國鴉片泵船有22艘，所運送的鴉片總價值高達900萬美元。這是對中國律例的公然違抗和褻瀆，因而根據通行、公認的律法，這些走私的鴉片連同運送它們的船隻都應該被扣押和沒收。林則徐要求外商自行呈報、上繳這些鴉片，英國駐中國商務監督查理·義律一再帶頭推阻，在林則徐的強硬要求和其采取的一係列措施下，他最後才不得不遵命繳出所有鴉片，並保證沒有正在途中還未運送到中國港口的鴉片了。這被擔保的共20291箱鴉片立即被徹底銷毀了。林則徐下令將其投入兩個在虎門海灘挖出的池子中，並在池子中灌入海水，等鴉片泡透後放入石灰進行銷毀，然後落潮時再開涵閘，鴉片殘渣泄入茫茫大海。在此過程中，軍官們駐守於現場各處，以防止任何人趁機帶走毒品，一個中國人因試圖趁亂偷走些許鴉片，而即刻被斬首示眾了。毋庸置疑，通過這種強硬的徹查方式，每一盎司鴉片都被銷毀了。由此可見，以下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中國政府擁有徹底杜絕鴉片貿易的堅定決心，擁有要求上繳和徹底銷毀這些走私毒品的權利，而且擁有一位忠實的人民公仆——欽差大臣林則徐，他忠實、徹底地執行了自己所收到的指令。
中國人推斷正是因為這一場合理合法、值得頌揚的禁煙運動，才使得英國派遣了陸軍和艦隊來到中國。中國的一些重要港口被英軍攻擊並占領，舟山群島失守，六朝古都南京也被英軍包圍。大不列顛帝國可謂是把刺刀的刀尖架在了中國的脖子上，從而強迫中國與之簽署了南京條約。根據這個條約，中國需要向英國賠款2100萬銀元，其中600萬銀元賠償被焚鴉片，300萬銀元償還商人債務，1200萬銀元賠償英國軍費。此外清政府還將香港島無條件割讓給了英國女王。
這些就是深深印在了中國人腦子中的關於鴉片戰爭的事實情形，這些定格在了中華民族每一位子孫心靈深處的記憶永久地影響了他們對外國人的看法。雖說事實上英國對中國其他的嚴重的抱怨與不滿之處也對這次戰爭有著強有力的幹預作用，而這些作用遠非鴉片所能帶來的。但是去跟中國人解釋說不單單是鴉片，這些其他原因也同樣影響了英國的此次行動，這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如果你這樣告訴他們，他們就會通過指出以下這個事實來反駁你：直至1860年英法聯軍真正攻陷北京之前，那些針對我們國家的武力行動就沒有完全停止過。我們的皇帝逃離了北京城，並在流亡途中病死，最後中國政府也被迫作出更大的妥協，同意鴉片貿易的合法化。而不正是直到鴉片貿易被確保合法，大不列顛帝國才暫將其刀劍槍炮收起，而轉為采用安撫、懷柔的語調和政策嗎？明白人都知道，對此，中國政府曾多次、急切地作出努力，試圖說服英國和中國采取一致行動，立即或是逐漸禁絕鴉片貿易，但是對於中國的這些呼籲，英國要麼置之不理、不予回應，要麼直接回絕。這樣的事實讓中國人更加堅信自己的推論，也加深了他們對西方世界的厭惡和怨恨之情。
這樣的背景形勢所帶來的更重要的結果就是，中國閉關鎖國的局麵被強製打破，她不得不直麵現代西方社會，也被迫卷入了全新的、非其想望的國際關係中。從中國的角度，她會抱怨這是一次西方世界對其未經授權、無正當理由的入侵，這實屬自然；而中國會誤會和曲解那些誠心誠意想要為其最大利益服務的人們，這也在意料之中。她的統治者對現代國際法律的條例法則和專業術語、對各獨立平等的國家之間交際往來的規則一無所知。因為這種無知，他們常常讓中國政府陷於不利和錯誤的位置，輸掉那些原是爭取自己的正當權益、本該獲勝的外交戰爭。和那些批評他們的人一樣，他們也深知這個事實，隻是無法拋下高貴的自尊，也過於保守矜持，所以無法公開承認這一點。清政府的一位內閣大臣曾在某一場合對筆者說：“無論哪一方是正確和正義的那一方，都不會有任何差別。不管問題是什麼，最後中國總是不得不對其負責任。即便情況有利於我們，我們也總是會鑄成大錯，以失敗告終。”這一悲哀剖白恰恰反映了最真實的情形，其所包含的真實度或許比說話者自身所能感受和意識到的還要高得多。
以下就有個實例，這事例本身並不是那麼重要，卻充分印證了此內閣大臣的抱怨之辭。從古時候開始，北京城就有個規矩，那就是皇帝出巡時，他的鑾駕所經街市都必須完全戒嚴、封閉，禁止其他一切人等通行。一次皇帝又要出行了，中國外交部提前兩天就給各國外交代表發去了一份謙恭有禮的公文，知會他們說：此次因皇帝出巡所要封閉的街道並不在你們外國人居住區，您不會因此受到一絲一毫的打擾，而且此次交通中斷僅僅隻會持續幾個小時。然而，除了唯一一家公使館外，其他所有駐京公使館都在回文中表示了對中國此種行為的不滿。在這個事件中，清政府錯就錯在它過於想表現自己的禮貌和謙恭了。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和美洲國家首都的市政官員，更不用說樞密院，會因區區一件封鎖了幾條街道的小事而不厭其煩地去通知他國外交機構。他們隻會簡單地封閉街道一天，如果需要的話一個月，如若他國外交代表對此行為有任何質疑，他們也會迅速而有力地將其駁回。
當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國人時，當我們能夠認識到他們本身所持有的很多錯誤、缺點和優點時，當我們能夠精確描繪出這頭三十年間他們和外麵世界的交往過程時，我們就會驚奇地發現：中國這一時期並非對她古老的行為方式改變得太少了，而是改變了太多，順應了太多，總體上她是在很溫順地迎合著現代社會的要求和需要。雖說表麵看來像是如此，但實際上中國老百姓並不是淡漠、無動於衷和麻木不仁的。當然他們骨子裏還不免是小心謹慎、含蓄保守、驕傲自滿的。不得不承認他們是在不那麼令人舒心的境況下，被人從千百年的沉睡中粗魯地搖醒了，而想要安穩地再鑄和重塑這4億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則還需要很長時間。
對比中國和日本在受西方文明影響過程中所取得的進步既無效力，亦無意義。因為這兩個民族本質上截然不同。這就好比一個人總是能更輕易地脫下和丟棄從別處借來的那些衣飾，而戀戀不舍於自己親手一針一線辛苦縫製、原本就屬於自己也幾乎已成為自己身體一部分的那些服飾。由上文所述我們可以知道，日本要脫下東方服飾，而改換西式服裝，主要不過就是丟掉從中國借來的衣物即可；但是與此相反，千百年間，春去秋來、冬來夏往，隨著時光飛梭流逝，中國人親手設計、慢慢而又艱辛地編織出了屬於自己的衣物。因而對於中國而言，“該換西裝”也就意味著要舍棄這珍貴的一切。
除此之外，中日兩國與西方世界的關係，無論是在結交之初還是實際交往過程中都有著很大的不同，一切似乎都更有利於日本。鴉片戰爭正式而又強製性地將中國引入了所謂的“國際大家庭”，關於這一點，前文已進行了充分論述。而就在此事件後不久，日本也同樣是在西方刺刀的刀口下，被納入了這個國際關係體。美利堅合眾國為日本舉行了“歡迎典禮”，並簽訂了雙方第一份條約。中國和日本都設立了嚴格的律法，禁止走私和吸食鴉片。我們已經看到那些和中國簽訂了首份條約的人們是如何對待和無視這些法律的，但是與之不同，我們的外交官進駐日本時，卻嚴格認真、審慎正直地尊重和遵守了日本的這些法規和意願，這也就在實際上增強了日本當地政府執行禁煙的決心和力度。盡可能以最為輕描淡寫的方式來形容這種差異的話，那就是大不列顛帝國妨礙和幹涉了中國政府執行禁煙的法律，而美利堅合眾國則對日本的禁煙行動給予了道義支持。這一開始出現的完全走兩條不同路線的行為所產生的結果比我們通常料想到的要深遠得多，甚至於它都足以用於解釋造成今天兩個國家不同地位的原因。1872年，那時中日之間尚未建立條約關係，一批定居於日本的中國僑民向北京的美國公使館遞交了一份申訴狀，要求轉呈給朝廷。他們為自己在日本所遭受的種種不平和艱辛而鳴冤喊屈，抱怨的主要內容就是他們當中許多人都是煙民，而日本政府嚴重幹涉他們吸食鴉片的行為。這些僑民陳述和總結了自己因此而受到的各種折磨，並申訴說警察甚至還會習慣性地在夜深時闖入他們的臥室，聞聞他們呼吸的氣息，以驗明他們有無吸食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