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西周晚期，由於各種因素的製約與曆史發展的必然命脈，東夷的中心開始向南移。因其中心轉到淮河以南，被稱之為南淮夷。東夷的勢力往淮河中上遊發展，威脅了周的南國江漢諸姬及蔣、蔡等諸侯。這一時間到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曆史上紛爭不斷，諸侯國間的戰爭不斷，常年混戰帶來百姓生活顛沛不安，國家苦於早早結束戰亂而實行不同程度的改革，齊國精兵簡政，果斷拋棄繁瑣的西周禮儀，吸取東夷優良的習俗，並陸續兼並周邊東夷小國，迅速崛起。而魯國卻嚴格地堅守西周的禮樂文化，背負著沉重的製度框架使之國家顯得臃腫，再加上與周邊的東夷國家的戰爭頻繁，長年累月的多方麵拖累，是對整國實力的瓦解，魯國國力日漸衰敗，最終被楚國所滅。這些戰爭最終劃分了各族的版圖，並且製約其後曆史的發展，可謂一脈相承。
可以說，與東夷各部落的關係，一直是西周的頭等大事。在整個西周時期，東方勁敵都是周王朝的心頭大患。文獻記載周對東方的戰爭，不同時期出現了東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稱謂，這些稱謂，實際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時期對東方勁敵用不同地理方位的概括。可以見得西周的統治一直以來並非風平浪靜。
這一時期，從小處看是各國諸侯混戰，從大處看，是多文明文化的融合過程，也是東夷逐漸融入到華夏民族的重要階段，對中華文明後來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曆史邏輯意義。
融合於華夏民族
東夷一詞在不同時期指的是不同的部族，三皇五帝時代“夷”指的是非炎帝薑氏和黃帝軒轅氏（衍生氏族為姬、季、公孫、有熊）的氏族，商朝則把非成湯後裔的氏族都稱為夷，周朝所稱東夷也並非異族，而是居住在如今山東、江淮一帶，不肯臣服於姬氏的徐氏、陶氏、姚氏等氏族。東夷與周的關係就相當於蒙古瓦剌、兀良哈等部落和黃金家族韃靼部的關係，隻有姓氏的差異而無血統的差異。周宣王時征服徐氏、陶氏等十數個氏族之後，東夷一詞的詞義才從不服王化的華夏氏族轉變為東北的高麗、女真等外族。
也就是說，在先秦時期，統治者會把不是他們的族類、後裔，不願意臣服他們的人稱之為夷。由此看來，周宣王之前的所謂“東夷”和華夏民族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到了戰國末期，甚至可以說，他們已經成了華夏民族的一部分。
自從東夷首領華胥氏與西鄰原始華夏族通婚融合以來，東夷混入了越來越多的原始華夏的因子。原始東夷創造了先進的海岱文化，比如他們發明了帶羽毛的弓箭，創造了東夷文字、製作青銅器與冶鐵、製造舟車、發展農業與治水。為緊鄰民族華夏文化的發展和推進，起到了關鍵和決定性作用。
在夏代400餘年中，夏與東方的鬥爭非常劇烈。夏人在夏代滅亡以後有一部分東徙，移居於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乃至杭州灣一帶，有一部分夏人東漸而化於東夷和百越，當是事實。還有一支從東夷中分化出來加入了華夏雛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族。他們從燕山地區南下，興起於河濟之間，終於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國第二個王朝的基礎。商人出自黃河流域東西兩大係部落集團中的東係，雖然與夏人一樣是東西的兩大係部落融合的複合型共同體，但是其與東夷的同源聯係，卻對商朝與東夷的關係影響極為深刻。
西周初期，奄（今曲阜）與薄姑（今山東博興縣） 是東夷中社會發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國，而泰山以東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與方國，即夏商時期的九夷或夷方。西周初滅了奄和薄姑，在當地分封齊、魯兩國。
齊與魯對周圍東夷部落的政策有明顯的區別：齊太公治齊“因其俗，簡其禮”，魯公伯禽治魯“變其俗，革其禮”。齊所采取的政策，促進了華夏文化與東夷文化的融合，不僅在春秋時首先稱霸，齊國的文化對整個華夏文化的影響也不可低估。齊國周圍的東夷部落較快地與之融為一體，前567年齊國滅萊，於是山東半島各東夷小國已被齊兼並。魯國伯禽強調變革當地土著居民的禮俗，雖然魯以推行周禮著稱，但當地土著東夷的習俗仍頑強地保留著。魯在東夷文化起源發展的中心地區，以華夏族周文化為主導，發展出對後世有很大影響的孔孟儒家學說。
齊國與魯國在對待東夷部落的政策上區別明顯，根源正是在於兩國的意識形態與文化截然不同。近些年，臨淄齊國故城與曲阜魯國故城相繼進行了發掘，正是對這一差異的證實。兩國故城挖掘出的遺物都表明了齊魯兩國在西周、春秋時期，彼此文化麵貌、喪葬習俗、城市布局等方麵，所存在的顯著差異。最為明顯的一點是，齊國的商文化色彩濃厚，而魯國則保持周文化傳統。這些源頭極小的文化差異，經過時間不斷對其擴充內涵，將逐漸變成茁壯河流，最終洶湧影響一個國度的未來走向。
到春秋時，在魯國附近，還存在著大昊的後裔任、宿、須句、顓臾等風姓小國，在今山東境還有少昊後裔莒、郯、譚、費等國。他們與諸夏通婚、會盟，由於國力微小，他們不具備獨立與大國抗衡的能力，在與楚國的爭霸鬥爭中，他們主要是依附齊、魯，被認為是諸夏的同盟。從出土文物看，今山東境內的春秋東夷各國，社會與文化發展水平也很接近中原各諸侯，隻是因為他們仍保留一些東夷禮俗，當時仍被認為是東夷，實際上已是與諸夏即合而未化。淮河中、下遊地區，少昊集團的後裔嬴姓與偃姓諸國，如徐、江、葛、黃、淮夷、鍾離、英、六、舒鳩等，春秋時期他們主要傾向於“即事諸夏”，與諸夏通婚，參與會盟，出土器物有明顯特點，凡有銘文的都是周代通行的文字。
到戰國時，文化上的差異通過不同部落間戰爭、聯係等多有融合。在春秋戰國那個諸侯爭霸和互相兼並的年代，東夷諸國先後被楚、吳、魯、越所兼並，他們的文化對齊、魯、楚及吳越產生或多或小的影響，最終隨著政治上逐步統一過程，文化與民族得到交彙融合，夷夏間的差別逐漸消失。當秦統一六國時，“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就連三代東夷的苗裔，也都已融合於華夏民族之中，成為華夏的一部分。由此我們看到一條曆史文化發展的脈絡，不同文化之間的互相影響交流變幻成人類文化發展的一條主線。
經過齊魯兩國800年的統治，為新的齊魯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個時候的齊魯文化已經完成了質上的跨越，從開始小規模東夷部落文化升級為更加發達更加完善的文明，以孔子儒家學派的誕生為標誌，他繼承了土著東夷文明的實用、自然、寬容的精髓，在這個基礎上融合了關中文明強調階級、秩序、尊卑的思想，標誌著東夷文明在華夏大地上開始正式的生根發芽茁壯成長，並且將最終走向成熟。孔子提煉出齊魯文化的精髓，練就出自己學術的主心骨即為“仁”與“禮”，這兩大核心論點融合了整個黃河流域文明的新的兼容並包的主題，在日後幾千年漫長時光中不斷演變的中華文明，都是從此發展而來，更壯大成為統馭整個中國封建時代的思想基礎。
秦以後，東夷的概念被用來指非華夏的域外文明，泛指東方的民族和國家，與先秦東夷在地區與民族等方麵，都有明顯的區別。應該說一直到漢朝，東夷的華夏化才徹底完成，東夷在向華夏族完全貢獻了自己的科技智慧後，在血緣上、語言上被華夏族函化，最終成為漢族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