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掌權後，積極采取改革措施，雷厲風行，諸多的改革措施都是解決當時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隻是必然損害一些特定階層的利益。比如明文規定官員的俸祿，堵住“當官暴富”的門徑；製定相關法律，以嚴格懲治貪官汙吏；實行“均田製”，把閑置土地分配給農民自由支配，按照勞動力分配田地，成年男子每人四十畝，婦女每人二十畝，讓他們種植農作物，另外還分給他們林地等等，這些都極大程度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為百姓提供了更多生活保障。同時要求農民必須向官府交租和服役，種地者死了，土地都要歸還官府，即隻給土地的使用權，保留國家對土地的擁有權。這項政策是對原有土地製度的創新，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不僅讓國內田地種植麵積擴大了，糧食產量得到提高，北魏政權的收入也增加了，農民的生產和生活趨向穩定，北魏政權的統治基礎更牢固了。
在北魏內部，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相對而言，鮮卑人文化處於弱勢，中原漢族文化很發達，這在北魏內部帶來了巨大的不平衡。孝文帝深知，要鞏固北魏的統治，必須要積極借鑒中原地區的漢族文化，改掉帶有深刻遊牧民族印記的落後風俗，比如他感觸頗深的“立其子殺其母”荒唐規則。一如“孟母三遷”的道理一樣，環境製約了個人的發展，對國家而言更是如此，為此，孝文帝經過考察，決心把國都從平城，即今天的山西大同市東北，遷移到居天下之中的洛陽。
然而，遷都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反對遷都的人很多，反對此項決定的人中有各自利益的考慮，加之在國內的勢力結構複雜，對遷都帶來的阻力非常巨大。孝文帝怕大臣們反對遷都，導致該計劃陷入僵局或泡湯，就想出一個迂回的策略，他假意與大臣們商量，為了擴張國內勢力，以絕後患，必須進行一些軍事侵略。南齊是個好地方，我們要得到它，並請大臣們探討此事的可行性，希望他們能夠拿出具體方案來。數天後，在朝廷開會時，他把這個想法提了出來，很鄭重的樣子，大臣紛紛反對，認為南齊是個好地方，卻不是我們的，攻打南齊需要做多方麵的準備，對於現在的北魏是軍事冒險行為，其中反對聲音喊得最響並且最為堅定的是任城王拓跋澄。
大臣們對於國事所表達的觀點都是正確的，也看出他們對國家的一片赤子之心，孝文帝當然明白這個道理，但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孝文帝為了使戲演的逼真，假裝恨鐵不成鋼地對著眾大臣發火說：“國家是朕的國家，而不是你們的國家，你們想阻撓我用兵嗎？”任城王拓跋澄反駁說：“國家雖然是陛下的，但我們是國家的大臣，也是這個國家的組成部分嘛，現在明知用兵危險，哪能不講呢！”拓跋澄的話爭鋒相對，讓孝文帝一時下不了台也無法還口，眼看君臣之間就步入僵局，孝文帝想了想，眼下這樣劍拔弩張的局麵不是解決事態的方法，更有可能加深君臣之間的鴻溝，於國家日後治理不利。君臣之間需要坦誠，有必要和部分人做進一步的溝通，就明智的宣布退朝。
退朝後，他單獨召見拓跋澄，表達了對拓跋澄的欣賞，畢竟，一個敢於頂撞皇帝的人，可見骨子裏的剛直不阿，身邊有這樣的忠臣，實在是國家的大幸。孝文帝的話拉近了與拓跋澄的距離，兩人之間消除了君臣隔閡，接下來的談話就更加能夠彼此坦誠。接下來，孝文帝詳細地對拓跋澄說了自己國家的處境，如今北魏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但是這個地方由於舊勢力根深蒂固的影響，想要在此施行改革困難重重。孝文帝委婉地詢問拓跋澄對此有何建議，拓跋澄順著孝文帝的思路想下去，總結出北魏若要改革強國，必先遷出平城，避開這裏的勢力，才能夠更順利移風易俗。話一出口，他與孝文帝君臣二人相視一笑。
公元493年，孝文帝率領三十多萬人馬南下，裏麵有步兵、有騎兵，有武將、有文臣，他們從平城出發，來到中原的洛陽。“天公作美”，這裏的天象竟然無意中幫了孝文帝遷都很大的忙，還得慢慢道來，孝文帝的大隊人馬走到這裏的時候，正好遇見秋雨連綿，苦於連日下雨道路泥濘難以行軍，大部隊決定先暫時駐紮下來，等到雨停後繼續趕路，誰料小雨下個沒完沒了，足足持續了三十多天，孝文帝的軍隊進退維穀。這時候地麵上都是水，道路上更加泥濘，最是不利於行軍的時刻。孝文帝裝作不願耽擱的樣子，戴盔披甲騎馬出城，下令大部隊繼續趕路。大臣們聽到命令後，都心有不悅，他們本來不想出兵伐齊，伐齊之舉本來就不甚理智，眼下幸好遇見雨季，才沒繼續往前走，也沒讓孝文帝陷得更深，如今孝文帝要逆天而行，倘若依了他離老家將越來越遠了，大臣們私下裏商量好，一起站出來阻攔繼續行軍。
孝文帝滿臉嚴肅地說：“這次我們興師動眾，如果半途而廢，那就是失敗，有傷我大魏體統。更嚴重的是，這會讓敵人輕視我們，”大臣們良心苦口地勸阻孝文帝，一一分析伐齊的弊病，孝文帝見大家都決意不前，自己遊說遷都的時機已經成熟，便做出思量的樣子考慮再三，說，“如果你們不願前進，想在這裏多呆幾天，那也不是不可以，但我有個條件，那就是長期在這裏呆下去，我們不回去了，就把這裏當作攻打南齊的基地，在此駐紮，不僅可以擴大我國領域，也可以更快預防南齊的侵略，把這裏當作我們的國都，諸位認為怎麼樣？”大家聽了，麵麵相覷，都沒有表態，他們盼望著盡快回去呢，不願意長期呆在洛陽。孝文帝接著說道：“時間是寶貴的，不能猶豫不決了，同意遷都的往右邊站，不同意遷都的往左邊站。”這時候，受到點拔心知肚明的拓跋澄站出來說：“隻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麼遷都洛陽，我們也願意。”有拓跋澄帶頭，很多大臣同聲附和，雖然部分文武官員不讚成遷都，但是他們更不讚成南伐，對這些人來說，南伐而不遷都比遷都而不南伐更難以接受，他們掂量掂量，隻好表示擁護遷都了。
孝文帝把洛陽這邊安撫得差不多了，就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裏的廣大王公貴族告知消息，同時宣傳遷都的種種好處，給他們時間衡量自身的利弊得失。不久後，孝文帝親自到平城，召集諸位貴族老臣，討論遷都的事宜。留守任城的臣員此時才知道，洛陽的新首都地位成為既定事實，孝文帝本可不必親自前來，如今他一來讓軍中臣民感受到帝皇對此事的重視與對自己的信任，君臣之間本來稍有分裂的心此時有了愈合。雖然族中仍然有一些守舊派不願意搬遷，同時提出一些理由，但是大勢已去，反對的聲浪微弱不堪一擊。
反對遷都的人已經從各個方麵都無法說服孝文帝，做出徒勞的最後一掙紮，說：“遷都是國家大事，陛下可要慎重對待，至於到底是凶是吉，幹脆卜個卦吧。”以卜卦來決定國家前途的大事是愚蠢的，孝文帝當然不上當，他說：“卜卦是為了解決疑難不定的事。遷都沒有疑問，沒有必要卜卦了。要治理天下的，就要拿出治理天下的胸懷，應當以四海為家，而不能偏安一隅，世界上萬事萬物都在變化之中，哪有什麼固定不變的道理。再說，我們祖上也數次遷都，為什麼我就不能遷呢？”
貴族大臣被問得啞口無言，眼看大勢已去，加之衡量孝文帝的觀點，也並非拿國家大事開玩笑，也就不再固執堅持，於是遷都洛陽的事，就這樣決定下來了。疏通了人們心理的障礙，孝文帝發布命令，給貴族們限製了搬家的期限，在期限內到達洛陽的，將能享受到很多便利，在規定期限沒到洛陽的，將受到變相懲罰。這一法令鼓勵了人們搬遷的決心，孝文帝返回洛陽之時，貴族們基本上都加入了同行的隊伍。
七月十日，北魏全國戒嚴，軍隊總動員，正式宣布南伐，還命令與南朝接界的揚州、徐州征發民夫，招募士兵，率領三十萬大軍浩蕩南下。以“南伐”為名的遷都，就從這裏開始了，以後曆經曲折，終於在兩年之間大體完成。回溯孝文帝遷都一事，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諸多的鬥智鬥勇，這便是曆史的意義，帶給後人深深的思索啟發後來者。
回溯這一段曆史，仔細推敲，就可以發現北魏孝文帝是中華民族大融合過程中最最關鍵的人物之一，正是他采取的一係列化解漢人對胡族誤區的努力，使得漢人漸漸消除了對“胡”族統治者的惡感，消除了以往中原地區最難泯滅的民族界限，使南北兩地的人同化，消除了文化發展的滯礙，文治武功，澤遠流長。孝文帝，如此雄才大略之主，把鮮卑種族的勃勃生機，注入至漢文明衣冠禮儀之中，精粹相揉，惠及海內宇中人民，大隋盛唐，皆由此肇源而出。
鮮卑政權的漢化改革
所謂改革，確切地說就是漢化改革。遷都洛陽後，孝文帝可以大刀闊斧的推行改革了。
孝文帝是一個講話非常注重策略的君主。有一次，孝文帝跟大臣們一起議論朝政，為了引導大家的思想，他以閑聊的語氣說：“你們覺得移風易俗好，還是因循守舊好？”麵對孝文帝的問題，大家不知道他的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深知個中原有的鹹陽王拓跋禧說：“當然是移風易俗好，這就叫與時共進嘛，因循守舊是要不得的，它會導致思想僵化，使社會發展停滯。”
孝文帝意味深長地笑了笑，順水推舟地說：“嗯。既然大家也這麼認為，看來改革勢在必行。”孝文帝與拓跋禧的一唱一和，讓大家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孝文帝又發布什麼命令。
很快，孝文帝宣布了法令，推行完全漢化的政策。
首先，他下令禁止士民穿“胡服”（鮮卑等北方諸族的服裝），這一措施將打破鮮卑人日久養成的生活習俗，大多數鮮卑人都不樂意，很多人沒有執行命令，如東陽公（原東陽王）、太傅拓跋丕就公然一身胡服，拒不換裝。還僅僅是服裝上的改革就受到了嚴重的阻力，孝文帝的改革初試牛刀就知道了個中風險，但是改革已經是離弦之箭，一切不由得別人不同意。孝文帝為了引起人們對改革的重視，頒布法令以規範改革，經過孝文帝嚴厲的鎮壓，對改革反對的人最終就範。
道理很簡單，在衣服和腦袋麵前，當然還是腦袋重要。
很多人無法想象孝文帝漢化改革的決心，服飾改革後緊接著就是對語言的改革。五月二十六日，孝文帝正式宣布了他的另一項漢化措施：“停止說鮮卑話，一律講正音（中原漢語）。三十歲以上的人或許一時難改，三十歲以下的朝廷現職官員不許再講鮮卑話，如有故意不改的，就要降職或撤職。”
孝文帝這項改革措施又一次在國內引起宣然大波，人們對此議論紛紛，很多人認為連自己的語言也不要，實在是大逆不道。孝文帝深知這項改革必然引起眾多抵觸，於六月初二，孝文帝正式下詔，禁止在朝廷使用鮮卑語，違者一律免職。
於是，在神州大地上，首次掀起大規模學習“外語”的運動，鮮卑語和漢語差別很大，幾乎沒有相通之處，要學習一門新的語言並且普及，我們可以想見這其中的波折不平，更可見孝文帝改革的決心之大。在高壓政策的鞭笞下，鮮卑統治階層終於從對漢語的排斥，轉向為對漢文化特別是漢語的青睞。語言的普及改革，為國家進步掃清了最後一道障礙，也完成了改革中最為艱難的步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