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歸隱，是個議論紛紜的問題。下麵就從歸隱入手，來探討他的政治態度。
一
陶淵明青年時代是個有抱負、關懷祖國統一、想為國家做一番事業的人。他在《雜詩》中曾說：“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在《擬古》中表示“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像這樣一個有理想、有誌氣、慷慨激昂的詩人，為什麼後來卻歸隱田園，與官場訣別了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仍需要從社會政治原因和世界觀兩方麵進行分析。
其一，社會政治的原因。東晉政權偏安江左，門閥士族把持政權。這是個極為腐朽的統治階級。晉元帝南渡後，政治上主要依靠從北方南下的士族大地主，還聯合了少數南方的士族作為他的政權的基礎。士族為了他們本階層的利益，不僅不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反而認為保持了分散割據的局麵對他們更有好處。
由於門閥士族當權，決定了他們對外不僅不想收複失地，統一祖國山河，反而千方百計地限製或打擊堅持抗戰者。東晉南渡之初的愛國將領祖逖抗戰有功，帶領士卒收複了黃河以南的全部土地。王導和晉元帝不僅不支持他，反而扼製他的抗戰，致使祖逖憂憤而死。桓溫雖有野心，但對北伐也有功績。當他在廣大人民支持下，恢複了中原一些失地，並建議遷都江北，以利進一步恢複失地時，卻遭到了士族們的反對。盡管絕大部分士族大地主反對收複失地，但廣大人民群眾仍是要抗戰的。晉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苻堅發動了九十萬大軍，企圖一舉消滅晉軍，而在淝水兩軍進行決戰時，東晉卻打了大勝仗，使東晉政權轉危為安。然而好景不長，統治階級隻求苟延殘喘，東晉政權雖然以後曾有劉裕北伐，也取得了顯赫的戰績，陶淵明也為此慶祝“九域甫已一”，但劉裕篡權心切，放棄了關中，忙於回到建康做皇帝，再不顧收複失地的事。民族的危亡，國家的殘破，抗戰者有的受壓抑，有的以抗戰為名，實則為了自己的權勢，而對祖國的命運漠然置之。對這些，陶淵明有的是耳聞，有的是目睹。作為一個有理想，關懷祖國統一事業的詩人，陶淵明對上述種種感到了失望和憤慨。
東晉這個極端腐敗的門閥士族政權，一旦民族矛盾稍緩和，士族內部間的權力之爭便立即尖銳起來。僅以陶淵明生活的年代來說，就經曆了司馬道子、司馬元顯的專權，王國寶的亂政，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奪位，以及後來的劉裕篡奪晉政權。統治階層內部鬥爭，既有帝室之間的矛盾，如晉孝武帝與司馬道子兄弟之間的爭奪；也有晉帝室與大族之間的矛盾，如王恭、殷仲堪、桓玄、庾楷等起兵反晉室。這群窮凶極惡的統治者，隻知享樂，根本不顧人民的死活與民族的存亡。“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為務。”孝武帝花天酒地不務正業，把權柄交給司馬道子，而司馬道子紙醉金迷，把大權交給兒子司馬元顯：“道子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朝廷上的統治者如此腐敗墮落，而地方上的士族，也在花天酒地，無限製地對廣大人民進行剝削，搞得“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鹹安已來，十去其三”。
統治階層在政治上的爭權、腐化，勢必導致用人上的任人唯親。司馬道子當權時，不僅讓兒子在中央掌大權，連地方要職均要委任私人：“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為道子所樹立。”東晉時的用人，已把西晉時所搞的門閥製度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真如史書所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庶族出身的知識分子很少能得到較高的官職。正直而又有理想的陶淵明，看到東晉的政權到處充滿了腐朽與黑暗。他雖然不滿昏暗政治，但又無力改變這種現實，為此便決定走長沮、桀溺於亂世隱居的道路。明代陶文煥已看出這一點：“屢言沮、溺以自況，所處之時運同也。”既然“時運同”，均為亂世，陶淵明要保持自己“懷正誌道之士”的品德，便隻好“乃逃祿而歸耕”，以歸隱訣別東晉官場。
其二，陶淵明的歸隱，還與他的世界觀有密切關係。陶淵明的世界觀是錯綜複雜的，是在矛盾中發展的。陶淵明早期世界觀中的矛盾主要表現在：一方麵他要改革政治，幹一番事業，另一方麵他欲安於鄉裏，過著無拘無束的田園生活。他在《命子》詩中敘述他的祖先陶舍在漢初曾建立功業：“於赫湣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也在同一首詩中，他又寫道：“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這就告訴我們陶淵明很早在他的世界觀中便存在著天下有道則仕，天下無道則隱的思想了。
青年時代，陶淵明雖然有欲仕欲隱兩種思想的矛盾，但從他的願望來說，則希望東晉最高統治者是個明君，政治清明，他可以盡力幹一番事業。這是他早期世界觀中的主要方麵。例如他的“少時壯且厲”和“猛誌逸四海”等詩句，都能充分說明這一點。也就在這“少壯”時代想幹一番事業之際，那種留戀田園，追求純真自然的思想也同時存在。他的《五柳先生傳》和中年以後追述早年思想的“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都是有力的證據；隻不過後者在當時不占主導地位罷了。
陶淵明在欲幹一番事業思想的支配下，他真的出仕了。然而森嚴的門閥製度落得隻是祭酒、參軍一類差使；特別是官場的黑暗與行役之苦，使他剛踏上仕途沒多久便失望起來，又懷念他久居的田園了：“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邊做官，邊後悔，在悔恨時，便高歌“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由於陶淵明世界觀的矛盾，加之社會現實使他失望，他從二十九歲入仕時起，曾三次出仕，三次歸隱，這中間隱與仕的矛盾鬥爭是相當激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