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次出仕使陶淵明對東晉政治的認識越來越深刻，這在他歸田後所作的《感士不遇賦》中反映得極為具體：“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製而鳥驚……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雲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陶淵明認識到正直的人不僅“受謗”，而且隨時有墜入“密網”而喪失性命之虞，而阿諛奉承的無恥之徒，步步高升，即便做了壞事也會逍遙法外。他深感到此種世道與“三閭”（屈原）生活的年代毫無區別了。這時，他丟掉了幻想，感到過去的“壯誌”、要幹一番事業的想法錯了（“悟已往之不諫”），此時他歸隱的思想占了主導地位，終於他以“吾駕不可回”陶淵明的決心同汙濁的政治永別了。陶淵明從二十九歲出仕，到四十一歲歸田，共十三年。這十三年仕與隱的矛盾不僅貫穿始終，而且越往後鬥爭越激烈，結果是歸田思想占了上風；此種思想指導他的行動，致使徹底歸隱田園，盡管後來統治者許以“著作郎”的較高官位，也被他果斷地拒絕了。
二
陶淵明的歸隱，在政治上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還須從他歸隱後的所作所為作進一步的考察。
陶淵明歸隱後，第一步便是回故鄉參加勞動。盡管陶淵明歸田時家境還不十分貧困，有奴仆代他勞作，他的勞動也不能與廣大農民的耕作相提並論，但是他畢竟參加了勞動。由於戰亂頻繁，天災、火災的襲來，他生活一年比一年窮困，他參加的勞動也隨之而增多。勞動加多了，對勞動的意義也逐漸提高了認識：“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為例，說明“八政始食”，吃飯對人們的重要性。曆代統治階層大都是鄙視勞動的，而陶淵明離開汙濁的官場前 後，自願參加部分勞動，還寫詩歌頌勞動，僅就這一點來說，便是對封建時代傳統觀念的一種挑戰。
由於陶淵明的參加勞動，從而也就有較多的機會接近勞動人民。雖然跟陶淵明來往的農村人中多為一些文人，但不容否認也有一些勤勞樸素的農民。他同這些農民“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隨著同農民來往較密，天長日久，很自然便建立起感情來：“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陶淵明同農民感情的加深，相對地便與世俗官場的感情更為疏遠了。
歸隱後的陶淵明，對農村風光盡情地歌頌。對此，有的論者說，這是美化了封建社會苦難的農村，使讀者看不到尖銳的階級矛盾。不能否認陶淵明謳歌農村包含有這方麵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是，我們應該看到陶淵明謳歌田園風光的美，是把它同醜惡的官場對立起來，用以襯托東晉政治更為可憎。陶淵明筆下的“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實際上是與東晉官場的“樊籠”作對比的，寫得很樸實、自然。他有的詩還明白寫出他歸田園是如同“羈鳥”“複得返自然”，“池魚”歸“故淵”。由此我們說，陶淵明歸隱後的歌頌田園，就其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來看，都是對東晉黑暗政治的一種否定。
陶淵明歸田後所寫的農村不盡是“恬靜”、“悠然”，他也寫了由於戰亂、天災給農民帶來的苦難。例如：“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這是說，由於霜露早降，寒氣早臨，農民生活受到極大的影響。又如在《還舊居》一詩中，作者敘述了他離別六載的舊居上京，當他再次回去一看，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雖然“阡陌不移舊”，但“鄰老罕複遺”。為什麼鄰居很少存留呢？作者沒有明說出來，但讀者一看便知：陶淵明的家鄉柴桑一帶，在那幾年屢經戰亂，人民在戰亂中死的死，逃的逃，所剩無幾了。陶淵明歸田後的詩文創作，直接反映農民疾苦的確實不多，但曲折反映農民疾苦的亦不少。如《雜詩》雲：“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耕未曾替，寒餒常糟糠。”此外，他還寫了乞食的詩。當然，我們不能把陶淵明的窮苦同農民的窮苦同等看待，但是也不能否認陶淵明歸田後越來越窮困的景況。他曾挨過餓，也是事實。作為庶族知識分子的陶淵明，歸田後尚且窮困到如此地步，那麼農民的窮困境況如何，也便可想而知了。
正由於陶淵明生活窮困了，他又看到農民終年勞動而仍不免饑寒交迫的狀況，因此，他的思想中激起了某些變化，產生了想要逃避統治階級徭役賦稅的思想；並由此而幻想一個烏托邦式的“桃花源”，從而創作出《桃花源詩並記》來。但他幻想的這個沒有剝削壓迫，人人都“怡然自樂”的社會，在中古時代是不可能實現的。盡管如此，陶淵明的這個幻想境界是美麗的，又是與現實的戰禍、賦役、世俗混濁的東晉社會相對立的。這是陶淵明又一次用創作表白他不與東晉社會同流合汙的政治態度。
三
我們說陶淵明的歸隱應當曆史地予以肯定，是因為他的歸隱同曆史上許多隱士的表現不同。我們翻檢一下曆史，可以發現古代的隱士大致分為以下四種：
一、對國計民生的事毫不關心。用魯迅的話來說“泰山崩，黃河溢，隱士們目無見，耳無聞”。例如，《晉書·隱逸傳》所記載的四十個隱士，與《宋書·隱逸傳》中所記載的十八個隱士，大多數屬於這一類。他們的隱居，對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的疾苦毫無益處可言，實屬消極的歸隱。
二、因為反對社會的革新進步而歸隱的。這類隱士可以伯夷、叔齊為代表。此種隱士本應受到批判，但曆代有些統治階層文人卻歌頌他們，韓愈便是其中的一個。這樣的隱士，曆史上記載雖不算很多，但應當受到譴責，則是無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