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到20世紀末，陶淵明研究進入近代化時期。在這一百年中，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總體狀態相對應，陶學研究基本上可劃分為四個階段，各階段皆有自身特色以及代表性成果。以下分述四階段的基本情況，並勾勒其大體線索。
1900—1928年陶淵明研究
1900年到1928年，可視為陶學研究的第一階段。此階段陶學研究是從古典型向近代化的過渡時期。19世紀末，西方新學被大量引進中國。新學的引入不僅對我國政治、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對傳統文化研究的觀點與方法產生了影響。這一影響，在陶學研究領域得到了新的反映。
一、陶淵明的思想與為人
“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的科學與民主，以及西方文學批評觀念和方法的大量輸入，使中國文學研究與評論領域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陶學研究史上，第一個運用近代觀念和方法全麵而又深刻論述陶淵明的是梁啟超。1923年梁啟超出版了《陶淵明》一書，其中包括《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陶淵明年譜》、《陶淵明考證》三篇文章，從而使陶淵明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僅在《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一文中，梁啟超就多角度、多方麵地分析了陶淵明的為人及其作品。梁啟超研究古代文學，很重視研究作家的個性。他說：“古代作家能夠在作品中把他的個性活現出來的，屈原以後，我便數陶淵明。”。
關於陶淵明的人格，梁啟超著墨較多。“第一，須知他是一位極熱烈極有豪氣的人”；“第二，須知他是一位纏綿悱惻最多情的人”；他的生活，尤其是歸田後期的生活是極其艱苦的，苦到討飯的地步。為此梁啟超指出：“他不惟不苦，而且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一個人。他最能領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覺人生的妙味。在他的作品中，隨處可以看得出來。”。梁啟超認為陶的“快樂不是從安逸得來，完全從勞動中得來”。“淵明一生快樂，都是從勞動後的休息得來”。梁啟超明確指出勞動創造了一般文人創造不出的好詩文的論點，在封建社會的評陶著作中是找不到的。他把勞動創造世界，隻有勞動和實踐才能創造“最親切有味之文”的真理，作為文藝批評的一把尺子。
梁啟超從評介陶淵明的高尚人品和文品，進而探討其人生觀。梁認為陶的人生觀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即“自然”。關於“自然”的內涵，梁舉例說：《歸去來辭》序雲：“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從所舉例證我們可以看出，梁所說的“自然”，雖含義較多，但有自由的意思。為此梁啟超說：“愛自然的結果，當然愛自由。淵明的一生，都是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奮鬥。”。從梁的上麵論述，我們不難看出：第一，“人生觀”、“自由”等詞語，在陶學研究史上第一次出現。第二，陶的人生觀是“自然”，在陶學研究史上第一次提出。第三，陶淵明“愛自然的結果，當然愛自由”，也是在陶學研究史上首次出現。第四，陶的文藝隻是“自然”的體現，也就是陶的人生觀決定著他的文藝作品，更是陶學研究史上聞所未聞的論點。第五，“陶淵明的一生，都是為精神的自由而奮鬥”，如此深刻、準確而又高度概括陶淵明的一生，在陶學研究史上實屬難得。
梁啟超的《陶淵明》一書，特點在於吸取了“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中形成的新觀念和新方法，較係統、全麵。可以說，他的陶學研究基本上從古典型過渡到近代型，梁啟超是20世紀陶學研究第一時期的重要研究大家。他將上述新內容係統地運用到陶淵明研究領域，這種既探討文藝品格，又考證生平事跡，二者分別詳加論列，又彼此結合在一起，形成一部專著，這在陶淵明的研究史上是前無古人的。
顧實在其《中國文學史大綱》一書中，論及陶淵明思想時指出：彼仍染受時代之感化，以老莊虛無之道，保身全生。然其本來麵目，極富於感情，且甚真摯。故雖未為宏大，而其熔鑄自成衝澹灑脫之趣，萬不可掩也。《詠荊軻》詩曰：“千載有餘情”，或追懷商山四皓，其次《擬古》九章，寄無量之感愴，有吟“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由此觀之，不愧為亡國遺臣，幽憤之念，自不可抑製，而常纏綿無盡也。
彼有時或以苦悶之故，豁然大悟，自建其世界觀，而保持其樂天主義，換言之，則成就主觀之考察而後，向自然界，樂天然美，得悠然安送其一生。此其所以為中國之一大詩人，又且為田園詩人之開山祖也。一文中指出，淵明對各種痛苦加以涵養之後，達到“靜穆”的境界，在理論上是一致的。
魯迅於1927年8月所做的講演，較多地談到了陶淵明。他說：“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在魯迅看來，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在這次講演的最後，魯迅指出：“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魯迅在他的著作中，論及陶淵明的，這次講演是所占文字最多的一次。他從來沒有寫過專題論陶淵明的文章；他的論陶，除上述引文外，往往在寫雜文時順便舉例提及。就這次講演而論，魯迅較多地論述了陶淵明平和的一麵。今天看來，陶潛一生中，內心真正平和時是極少的，用“去日苦多”來形容較為確切，因為他一生都是在矛盾與痛苦中度過的。與前人多強調陶潛平和的一麵的同時，魯迅指出陶潛還有關心政治的一麵，這是應給予充分肯定的。魯迅指出的“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為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的“別一種看法”，此處語焉未詳。不過大體上可以推知，他的意思是不能將陶淵明簡單理解為“超於塵世”的人物，陶自有其作為世俗人物思想和生活的一方麵。魯迅在此表現出了以清醒的態度去理解、把握古代作家作品，不為舊說所蒙蔽的精神。這種治學準則，本質上即是科學精神。
二、陶淵明詩文
20世紀初，較多體現近代學術精神的詮陶者，還應推王國維。王國維對陶淵明的研究令人矚目。20世紀初西方文藝理論（包括美學）逐漸傳入中國。國學大師王國維吸取了西方美學的觀點和方法，並結合中國古代作家特別是他自己的創作實踐，首先提出了“境界”說。他在其名著《人間詞話》中，將古今詩詞分為“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為此，他認為陶淵明的《飲酒》詩其五中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古今為詞，寫有我之境者為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在王國維看來，寫“有我之境”容易，寫“無我之境”卻極難；在非常難的條件下，陶淵明卻能做到。王國維在評論詩詞時，還提出“隔”與“不隔”的理論概念。他認為陶詩中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寫景如此，方為不隔”。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王國維首先提出“隔”與“不隔”的概念，並據此對陶淵明的為人和作品給予極高的評價。他說：“屈子之後，文學上之雄者，淵明其尤也。韋、柳之視淵明，其如劉、賈之視屈子乎！”可見，陶淵明在王國維建築美學理論體係中所起的作用。
顧實在論及陶淵明的創作時，認為淵明有“優秀之想象力”，“一篇《桃花源記》即足以證明之”。顧氏繼而指出：“若見淵明《閑情賦》必定一驚。其賦曰：‘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癡情憨態，描寫如畫，洵非有豐富之想力者不辦。”
胡適於1928年出版了《白話文學史》，他在分析陶淵明詩歌語言特點和在文學史上地位時說：“陶潛的詩在六朝文學史上可算得一大革命。他把建安以後一切辭賦化，駢偶化，古典化的惡習都掃除的幹幹淨淨……他的環境是產生平民文學的環境；而他的學問思想卻又能提高他的作品的意境。故他的意境是哲學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語卻是民間的言語，他的哲學又是他實地經驗過來的，平生實行的自然主義，並不像孫綽、支遁一班人隻供揮麈清談的口頭玄理。所以他盡管做田家語，而處處有高遠的意境；盡管做哲理詩，而不失為平民的詩人。”胡適以白話為正宗的角度肯定陶詩是六朝詩史上的“一大革命”；說陶淵明是“平民詩人”，這與“五四”時期反對“貴族文學”，提倡“平民文學”的潮流相一致，體現了近代文學的觀念。至於說陶詩的“高遠的意境”等，這些評價卻不能算是新穎。胡適在肯定陶淵明的同時，對古文、駢文卻一並予以否定，則不免表現出某種偏激態度，這是他過分強調白話文的結果。
從1900年到1928年陶學研究第一階段，在報刊發表的論文約為20餘篇。
20世紀初葉，也有一些學者運用傳統的方法，在陶淵明的研究方麵做出了一定的成績。等。對陶淵明生平事跡作了重新疏理，得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如古直提出的52歲享年說等。
綜觀20世紀陶淵明研究的第一階段，其觀點和方法上都有所改觀。王國維、梁啟超、魯迅、胡適等學術大師，都程度不等地將他們的學術眼光投射到陶淵明研究領域，使之呈現出不同於古典型“陶學”研究的新麵貌和新氣象。
二1928—1949年陶淵明研究
陶學研究的第二階段為1928年至1949年。這一時期近代科學思想和文化觀念在中國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而唯物史觀的傳播和運用，也使整個古典文學研究呈現出深化、細密化的趨勢。
一、陶淵明的生平、思想與為人
陸侃如、馮沅君於1931年出版的《中國詩史》一書中，認為陶淵明“卒時年56歲，當生於372年”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在論及陶淵明的為人時說：陶淵明便是這樣一位“出於汙泥而不染”的大詩人。他並不是不寫情詩，像《閑情賦》，寫得隻有更為深情綺膩。他並不是不工於鑄辭，像他的諸詩，沒有一篇不是最雋美的完作。但他卻是天真的，自然的，不故意塗朱抹粉的……在這個時代而有了淵明那樣的真實的偉大的天才，正如孤鶴之展翮於晴空，朗月之靜掛於夜天。大詩人終於是不會被幽囚於狹小的傳統的文壇之中的！鄭氏對陶淵明評價頗高，但內容卻不豐實。此亦為二三十年代出版的眾多中國文學史中的一種。
容肇祖在其《中國文學史大綱》一書中，論及淵明的愛好與思想時說：我們曉得他是歡悅那自然界的真美，由賞識“自然”，而到歌唱“自然”，當然是描寫“自然”的大作家。我們同時可以認識他的思想是自然主義的哲學的絕好代表者。這種思想大概因為五世紀以下，老莊的自然主義的思想已和外來的佛教思想混合了；士大夫往往輕視世務，寄意於人事之外；雖不能出家，而往往自命為超出塵世。陶潛自己寫照的《五柳先生傳》，我們可以見他的超塵拔俗的生活了。容氏對陶淵明與“自然”的關係，論述得較為深刻。至於淵明受佛教的影響，早在唐代時便有人提出，而到20世紀前30年研究淵明者極少談及此事，容氏提出來，可供研究陶學者參考。
劉大傑在其《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論及陶淵明為人時認為：他的人生最真實。他想作官，就去找官做，並不以作官為榮；他不愛作官，就辭職耕田，並不以退隱為高；他窮了就去行乞，並不以行乞為恥；有了錢就痛快地用，並不以此為浪費。他心中有一個人生的高遠理想，那就是逍遙自適，凡與此有違反的，他不管饑餓與窮困，都要加以排除。
在論及陶淵明與晉王朝的態度時，劉大傑指出：後人說他（淵明）在劉裕篡晉以後的作品，隻書甲子，表示他恥事二姓的忠愛之情，這實在是腐儒所添的蛇足。他有廣闊的胸懷，高遠的理想，那就是《桃花源記》中所表現的無政府社會，自由自在的大同世界。他對於當日那種君主官僚政治的淫奢腐敗，早已深惡痛絕，不管司馬家也好，劉家也好，他都看作是魯衛之政，沒有什麼分別。在那種環境裏，無論是晉宋，無論什麼高官厚祿，都是留他不住的了……這一點是先儒所見不到的。劉大傑上述對陶淵明的為人、思想、政治態度等分析，頗為精辟。
關於陶淵明的人生觀、文藝觀、哲學思想，劉大傑認為：陶淵明是魏晉思想的淨化者，他的哲學文藝以及他的人生觀，都是浪漫的自然主義的最高表現。在他的思想裏，有儒道佛三家的精華而去其惡劣的習氣。他有律己嚴正肯負責任的儒家精神，而不為那種虛偽的禮法與破碎的經文所陷；他愛慕老莊那種清靜逍遙的境界，而不與那些頹廢荒唐的清談名士同流；他有佛家的空觀與慈愛，而不沾染一點下流的迷信色彩。因此我們在他的作品裏，時時發現各家思想的精義，而又不為某家所獨占。在這種地方，就正顯出他思想背景的豐富和他的作品的偉大。腐儒因此附會忠愛，佛道因此附會其修養，這都是一些近視眼，沒有看到陶淵明的思想的全體……陶淵明之所以為陶淵明，就在他獨有的性格，時代的環境，以及各家思想的精華，混合調和而形成那種特殊的典型。這種典型不容許旁人模擬學習，也不受任何思想家派的限製。劉大傑上述對陶淵明人生觀，特別是哲學思想的精辟見解，超過了此前的梁啟超、魯迅等人；它對此後研究陶學的人有很大啟示。就是到了20世紀末，能像劉氏如此準確、全麵把握陶淵明哲學思想者，也是極個別人；為此劉大傑早在20世紀40年代初就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實為難能可貴！
陳寅恪於1945年寫的《陶淵明的思想與清談之關係》的論文，以淵明的《形影神》詩，論證出陶淵明的哲學思想為“新自然說”；“而新自然說之要旨在委運任化”。作者認為：“運化亦自然也，既隨順自然，與自然混同，則認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須更別求騰化之術，如主舊自然說者之所為也。但此委運任化，混同自然之旨自不可謂其非自然說，斯所以別稱之為新自然說也。”陳寅恪所主之“新自然說”，實屬古代傳統哲學之範疇；其所創之“新自然說”，盡管當時未被研陶者所采納，但其本身仍不失為一家之言。
朱光潛在1948年所著的《陶淵明》一文中，論及陶淵明人格的涵養和精神生活時，認為陶淵明打破了現在的界限，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關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與物以及人與我的分別都已化除。他把自己的胸襟氣韻貫注於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躍，情趣更豐富；同時也吸收外物的生命與情趣來擴大自己的胸襟氣韻。這種物我的回響交流，有如佛家所說的“千燈相照”，互相增輝。所以無論是微雲孤島、時雨景風，或是南阜斜川、新苗秋菊，都到手成文，觸目成趣。為此，朱光潛又說：淵明人品的高妙就在有這樣深廣底同情；他沒有由苦悶而落到頹唐放誕者，也正以此。中國詩人歌頌自然的風氣，由陶、謝開始，後來王、孟、儲、韋諸家加以發揮光大，遂至幾無詩不狀物寫景。但是寫來寫去，自然詩終讓淵明獨步。許多自然詩人的毛病在隻知雕繪聲色，裝點的作用多，表現的作用少，原因在缺乏物我的混化與情趣的流注。自然景物在淵明詩中向來不是一種點綴或陪襯，而是在情趣的戲劇中扮演極生動底角色，稍露麵目，便見出作者的整個底人格。這分別的原因也在淵明有較深厚底人格的涵養，較豐富的精神生活。古今論陶者，對淵明的人格涵養、精神生活以及詩文即便被後人仿效，也無人能趕上淵明的原因，尚無人評論得像朱光潛這樣透徹、深刻。
關於陶淵明的俠氣，以及他存心為晉報仇的問題，朱光潛認為：淵明有俠氣則有之，存心報仇似未必，他不是一個行動家，原來為貧而仕，未嚐有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那種近於誇誕底願望，後來解組歸田，終身不仕，一半固由於不肯降誌辱身，一半也由於他慣嚐了“樊籠”的滋味，要“返自然”，庶幾落得一個清閑。他厭惡劉宋是事實，不過他無力推翻已成之局，他也很明白。所以他一方麵消極底不合作，一方麵寄懷荊軻、張良的“遺烈”，所謂“刑天舞幹戚”，雖無補於事，而“猛誌固常在”。淵明的心跡不過如此，我們不必妄為捕風捉影之談。關於陶淵明的“忠憤”及像張良要為國家報仇的問題，從宋代以來，從其說者甚多。朱光潛上述觀點較為切實，符合陶淵明的為人特點。
陶淵明與佛教學說和當時佛教徒（慧遠）等人物的關係，朱光潛認為：陶淵明未見得瞧得起蓮社諸賢的“文字禪”，可是禪宗人物很少有比淵明更契於禪理底。淵明對於自然的默契，以及他的言語舉止，處處都流露著禪機。比起他來，許多談禪機底人們都是神秀，而他卻是惠能。姑舉一例以見梗概。據《晉書·隱逸傳》，他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這故事所指示底，並不是一般人所謂“風雅”，而是極高智慧的超脫。他的胸中自有無限，所以不拘泥於一切跡象，在琴如此，在其他事物還是如此。昔人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詩的勝境，淵明不但在詩裏，而且在生活裏，處處表現出這個勝境……慧遠特別敬重他，不是沒有緣由底。朱光潛不同意陳寅恪的“新自然說”的觀點，並且明確指出，陶淵明盡管有老、莊思想，但更主要的仍是儒家觀念。
二、陶淵明詩文
陸侃如、馮沅君在《中國詩史》中，將陶淵明150餘首詩分為三期：（1）公元391—405年。這是他的壯年（20歲至34歲），正在社會上服務；（2）公元405—420年。這是他的中年（34歲至49歲），在故鄉做隱士；（3）公元420—427年，這是他的晚年（49歲至56歲），是隱士兼遺老的生活。
論及陶淵明四言詩時，馮、陸二氏認為：“陶潛四言詩甚多（約占全集四分之一以上），但佳者很少。”並以《命子》十首為例：第一，抽象的恭維及訓誨的話太多；第二，抄襲《詩經》的地方太多。
陸、馮二氏認為他們研究陶詩的新發現是：“陶潛嗜酒，為我們所習知，然第一期各詩中絕未提及（隻《歸田園居》第五首有‘漉我新熟酒’一句），到第二期方暢言飲酒。這一點是前人未注意到的。”
陸、馮二氏認為：“《飲酒》是第二期中的傑作，而‘結廬在人境’又是《飲酒》中的傑作。”
陸、馮還認為淵明創作的第三期內“沒有四言詩，這是值得注意的”。在陸、馮二氏看來，第三期詩表達的“燦爛的舊夢與悲涼的暮境，打動了我們詩人的心坎”，並列舉《雜詩》之一、之二、之三與《乞食》等詩為證據。陸、馮分析了淵明臨終時所寫擬挽歌辭者三首後指出：“這三首詩有以為擬挽歌者，非。他還有一篇《自祭文》。自來文人臨終作詩者固不少，然常常充滿不平之氣，辭亦拙劣者多。陶潛獨不然，所以不可及。”上述陸侃如、馮沅君對陶詩分析之細微，乃20世紀前20年所未見。他們著作的特點為於細微分析中時見新意，這便是他們研究陶詩的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