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正確的觀點的文章，集體撰寫的有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的《試論陶淵明的作品及其影響》，個人撰寫的文章為曹道衡的《再論陶淵明思想及其創作》。關於歸隱，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認為，當時政治黑暗，“政權把持在豪門大族手裏……陶淵明也就無從實現其大濟蒼生的抱負……最後終於辭去彭澤令而歸隱”。對於《桃花源詩》的評價，曹道衡在關於陶淵明第一次大討論時已發表了充分肯定的意見，此處不贅述。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在論及《桃花源詩》時指出：“從《歸去來兮辭》到《桃花源記並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陶淵明是在黑暗現實的重壓下，不斷地探索著理想，追求著光明。”
在討論中還涉及描寫風景問題，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對後代的影響等問題。
關於陶淵明的第二次討論，以正確意見占絕對優勢而結束，亦即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試論陶淵明的作品及其影響》及曹道衡的《再論陶淵明思想及其創作》的論文發表而告一段落。他們之所以能寫出高水平的論文，這除了他們學術根底好之外，還需要膽識，因為那段曆史時期，正值“左”的思潮占統治地位的年代。
關於陶淵明評價問題的第二次大討論，陳翔鶴於1960年3月代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編輯部做了總結，並編了一部《陶淵明討論集》。這篇總結即是《陶淵明討論集》的“前言”。在“前言”中，陳翔鶴簡單回顧了從1958年12月21日發表第一批討論文章起，至1960年3月止，共收到有關陶淵明的文章251篇，約124萬多字，使不同的見解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欄目上得到了交鋒。他認為“在討論中，對有些問題，大家已取得了明確的認識或較一致的意見，可以說已經基本解決了；當然，也還有一些問題遺留下來，有待今後繼續解決”。
“前言”的第二部分，陳翔鶴提出兩個問題：（一）要正確地運用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等概念；（二）要用唯物史觀對待古代作家和作品。
最後陳翔鶴還特別提出在討論中談得很不夠的還有下麵一些問題：例如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究竟占有何等地位；他在文學發展上所起的作用；陶詩的藝術風格，如對他《飲酒》二十首、《擬古》九首、《詠貧士》七首等作品的評述分析都很不夠。這些都還有待於今後再作深入的探討。以表示對陶淵明的肯定與敬仰。正因為寫了曆史小說《陶淵明寫〈挽歌〉》和《廣陵散》，陳翔鶴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於1969年含冤辭世！
三、陶淵明的為人與思想
林庚的《中國文學簡史》1954年出版。該書完成於1949年之前，1950年修改後再次印行。
林氏在談及陶淵明所處的時代時認為：其時是門閥勢力高漲。當時逃於金陵的朝廷主要靠門第勢力支持；此處所說的門第，是指西晉以來就已存在的士族（或作世族），到了東晉就更進一步形成了特殊階級的閥閱；他們都是大地主兼大商人集團，其中大部分是從北方遷移去的大姓，少數是江南原有的土著，總之東晉朝廷是要靠他們支持；他們對家譜看得非常重要，對於出身不是名門的人，之間若有鴻溝。林氏上述對“士”、“大夫”、“士大夫”與“寒士”區別的論述，對我們正確理解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大有益處的。
林氏在談及陶淵明的出現之重大意義時指出：陶淵明的出現，正是以他的行動和驕傲反抗這個“士族”社會的。他是一個寒士，可能乃是陶侃的曾孫，至少也是族人，不過陶淵明的父親，史乘上已無其名，陶淵明所以乃是“少孤貧”，如果因為是陶侃的家族可以算得一個門第，陶淵明就是沒落了的門第，正如同先秦時代沒落的封建貴族知識分子，曾代表了“士”的階層來反對封建貴族，陶淵明就正代表了一個寒“士”的階層來反對當時半貴族的門第的。林庚如此深入地探討了陶淵明思想淵源於長沮、桀溺，並將其為人與後代鮑照、李白對比，又充分肯定其堅定參加勞動、走向人民的進步意義。像林氏這樣精辟論述陶淵明為人和思想的，在此前陶學研究史中是並不多見的。
林氏進而認為：由於陶淵明接近農民，他才有可能寫出反映農民要求的詩文《桃花源記並詩》；才有可能寫出“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這樣農民的烏托邦；才可能有這樣的反剝削的思想。
在20世紀陶學研究史上肯定陶淵明參加勞動者，要首推梁啟超，此後的研究者也僅僅一般的提及淵明的勞動和由此產生的好詩。像林庚這樣反複地、深入地論述陶淵明參加勞動的意義，以及因此他在中國文學史上所獲崇高地位的，此前還未見到。林氏一方麵肯定陶淵明接近農民，同時還指出這種言行“就是對統治階級的蔑視與抗議”。同時林氏還指出：“正像無數優秀的作家們，都代表一個寒士階層與統治階層的對抗，但在這些寒士中，隻有陶淵明是真正走向農民的，這就使得陶詩在一切的詩篇中，都顯得那麼素樸淳厚，單純明朗；他的風格是最富有個性的，也是最典型的，在中國文學史上，自屈原以後，僅有少數詩人能以自己的人格構成典型的形象，陶淵明正是這樣的，他因此是中國最優秀而且偉大的詩人之一。”
譚丕模的《中國文學史綱》，也是1949年前舊作，於1950年後修改再版的。譚氏在論及陶淵明的階級局限時說：陶淵明受他的階級局限，他並不是一往直前地在追求、在戰鬥。有時他想歇歇氣，對他的田園生活表示滿意；有時他不知怎麼辦，對他的現實生活表示苦悶；有時他在彷徨，表現了幻滅、頹唐的精神。譚氏對陶淵明階層局限的分析，反映出經過曆次政治運動、思想改造後知識分子對古代作家所運用的唯物史觀。
在王瑤看來，詩中幾乎篇篇有酒，文人與酒幾乎打成一片是始於陶淵明的。他說：陶淵明最和前人不同的，是把酒和詩連了起來。即使阮籍，“旨趣遙深，興寄多端”（沈德潛《古詩源評》）的《詠懷詩》的作者，也還是酒是酒，詩是詩的；詩中並沒有關於飲酒的心境的描寫。但以酒大量地寫入詩，使詩中幾乎篇篇有酒的，確以淵明為第一人。在阮嗣宗，酒隻和他的生活發生了關係，所以飲酒所得的境界，也隻能見於行為，所以我們隻看到了任達。雖然生活還會影響到詩，但畢竟是間接的。但陶淵明，卻把酒和詩直接聯係起來了，從此酒和文學發生了更密切的關係。飲酒的心境可以用詩表現出來，所以我們“篤意真古，辭興婉愜”（鍾嶸語）的陶詩。杜甫可惜詩雲：“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文人與酒的關係，到陶淵明，已經是幾乎打成一片了。王氏在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基礎上，又加強了對陶淵明與酒的關係這方麵的論述。
四、陶淵明的詩文
林庚在其《中國文學簡史》一書中，論及陶詩風格時指出：陶淵明的為人與他詩的風格，因此走著與從太康以來日趨華靡的半貴族的作風完全相反的道路，他是曆史上最優秀的樸素的白描詩人，他的白描手法達到如此高度，以至前人評他是“不煩繩墨而自合”。
林庚在論及陶淵明對詩歌發展的貢獻以及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時認為：陶淵明的出現，使得沉寂了七八十年的詩壇，重又獲得生命的力量；他不僅總結了魏晉古詩，而且也啟發了宋以後的新體；他的健康的鮮明的詩句，日常生活中的歌唱，就是此後詩壇所要走的道路。上述林庚對陶詩藝術特點的分析，對他在中國文學史上所占地位的論述，以及此前對淵明生平、思想，特別是他走向勞動人民的重大意義的評價，都是頗為深刻的。繼劉大傑在40年代初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之後，到1978年之間，林庚《中國文學簡史》是這一曆史階段眾多文學史中的陶學研究取得成就最大的一部文學史。其原因除了林氏國學根底深厚之外，還與林庚自己就是詩人有密切關係。
1956年王瑤在整理《陶淵明集》一書中，談到此書寫作目的時說：“本書是為了普及的。”為此對每篇詩文都作了係年，還有簡要的題解，以說明詩文內容的含義。此外，對難懂的詞語還作了簡注。
王瑤在《陶淵明集》中所用的心血是頗多的。例如係年，有些詩文寫作年代很明確，但還有部分詩文不知作於何時。對後者，作者也要暫係於某年或某個時期。這“暫係”便需要考證的功力與時間。另外王瑤對陶詩文還作了簡注。這“簡注”說來容易，注起來卻頗難，因為隻有在把握了“全文”含義的基礎上，才能做好這項工作。事實說明，王瑤所作的簡注是經得起推敲的。
筆者認為，王瑤整理的《陶淵明集》的最大功績，是把陶淵明詩文按寫作年代先後重新編排，這樣有益於對陶淵明的思想與創作的研究，而且王氏這項工作，乃是陶學史上的創舉。
論及義熙、永初年間陶淵明的田園詩、山水詩以及陶淵明與謝靈運的異同時，王瑤說：淵明的年代雖較康樂略前，但山水詩的醞釀已久，隻是到謝詩才達到高峰。陶淵明自然也受到了這種時代影響。不過陶、謝二人因了地位環境的差別，彼此成就的方向也就不同。謝靈運的山水詩以浙江會稽永嘉為主，因了自然景色的豔麗，所以詩境也富華瑩澈。而陶淵明的環境，卻大半限於江西廬山周圍，是“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的江南農村……他所寫題材對象，自然決定了他那自然樸素的作風了……《滄浪詩話》雲：“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陶謝對於自然景物雖然都很愛好，但因為生活行為的差異，詩境作風竟完全兩樣了。淵明寫田園，他自己就是躬耕的實踐者，所以即使寫景，也寫得自然親切，如“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王氏對陶淵明的歸隱、政治思想、飲酒以及將陶淵明與謝靈運比較分析，在繼承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基礎上，又有新的體會。王氏上述諸論點，作為《陶淵明集·前言》的一部分，使其整理的《陶淵明集》不僅對廣大讀者有益處，就是對陶學研究者也是頗為重要的。
綜觀王瑤對陶淵明作品的按年代編排，又精心注釋和對作品係年，並較為準確地論述了陶氏為人及思想，王瑤不愧為20世紀陶學研究的傑出者。
廖仲安的《〈飲酒〉二十首》一文，較為新穎。過去單獨論述《飲酒》中某一首詩者很多，而把這一組詩綜合考察的人卻較少。他先引錄《飲酒》組詩小序之後寫道：寥寥幾句話，給我們烘托出了他寫這些詩時的寂寞心情。在這二十首詩裏，他回憶了過去的生活，寫出了從出仕到歸隱生活中種種的觀感和體驗，也對汙濁、險惡的社會表示了痛心和不滿。他把這些具有豐富深刻內容的詩歸在《飲酒》這個總題目下麵，用心也是很苦的。自魏晉以後，當社會環境十分黑暗險惡的時候，許多文人往往借酒醉來逃避迫害的災禍，魏末的著名詩人阮籍就是經常借酒醉不問世事來逃禍的，阮籍的《詠懷詩》也是以象征的語言來表達他的苦悶和追求。陶淵明在“飲酒”的題目下來“詠懷”，顯然也是受阮籍詩一定的啟發的。蕭統《陶淵明集序》說：“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飲酒》二十首中有十首提到酒，正是屬於這種“寄酒為跡”的作品。廖仲安僅用上麵簡潔的語言，就概括了陶淵明寫《飲酒》詩的心態及其《飲酒》詩的寫作特點，《飲酒》詩產生的時代，特別是把陶淵明的《飲酒》詩與阮籍的《詠懷詩》聯係起來，並用蕭統的“寄酒為跡”來歸納淵明與阮籍《詠懷》作品的共同處，讓讀者感到親切、深刻。
廖仲安論及淵明對抒情詩發展的貢獻時說：詩歌從民間轉入文人手中，由敘事為主轉為抒情為主，作家的個性開始顯露。以後正始、太康時期的詩歌，基本上沿著這個文人化、抒情化、個性化的方向發展，但是除阮籍、左思等幾個傑出詩人外，他們在藝術風格的個性化上都沒有什麼成就。東晉時代廣泛流行的玄言詩，在藝術上更是大大倒退了。陶淵明卻如異軍突起，不僅突破了內容空虛狹隘的局限，把田園生活引入詩篇，而且在藝術技巧上也表現了革新的精神，使詩歌的個性化達到了新的水平。廖仲安把陶淵明的抒情詩的個性化，放在抒情詩個性化的發展史上加以考察其貢獻，從而得出公允而令人信服的評價。
廖仲安在寫《陶淵明》之前，還寫過一篇《對陶淵明田園詩的一些理解》，1982年又寫了《陶淵明評傳》，收入山東教育出版社主編的《中國曆代著名文學家評傳》。此外，廖仲安還寫了《愛用綠字的詩人》的文章，是研究韋應物詩的副產品，比較了陶淵明、謝靈運、韋應物三人詩中色彩運用之區別。“簡而言之，陶淵明是用素色的詩人，謝是用彩色的詩人，韋是用綠色的詩人”。
廖仲安從中學時代起，便熱愛陶詩，經常吟誦。中年寫出的《陶淵明》一書，以其立論穩妥、語言質樸、深入淺出等特點，受到海內外讀者的歡迎。在大陸有兩個版本，在台灣出版兩次，在日本出了兩版，這在大陸陶學家中是不多見的。
逯欽立整理的《陶淵明集》，由三部分組成：一為陶淵明詩文的校勘與注釋；二為“附錄”——關於陶淵明；三為“附錄二”《陶淵明事跡詩文係年》。逯氏整理《陶淵明集》的功績，首先體現在校勘方麵。這是因為我國古代流傳到現在的舊集中，以《陶集》流傳最廣，版本也最多；而且各種版本的差異，早在宋代就已經成為問題。為此，南宋的《蔡寬夫詩話》中說：“《淵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勝其異，有一字而數十字不同者，不可概舉。”（轉引自《陶淵明集·出版說明》）因而導致曆代注家和研究者意見分歧，莫衷一是。在此種情況下，當務之急便是對《陶集》進行精確的校勘，使研究者和讀者有一個可以信賴的版本。於是逯先生知難而進，他以元初李公煥的《箋注陶淵明集》十卷本為底本，以曾集詩文兩冊本、焦竑藏八卷本、傳為蘇軾筆跡的元刊蘇寫大字本等為校本，經過細心校勘，終於完成了這部《陶淵明集》。逯校《陶集》的最大功績是給我們留下了一部完備而精確的《陶淵明集》；它優於宋、元以來大量的陶集版本，為進一步研究陶淵明及其作品，提供了最可靠的詩文全集。
逯欽立的《陶淵明集》的功績，還表現在注釋準確，要言不煩。例如《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共在城北講禮校書》一書中，對“負痾”的注釋，僅用“抱病”注文。又例如《形影神》一詩中的“淒洏”，淒，愴。洏，流淚貌。有些詩需注全句時，逯氏也是用最精練的語言來說明。
逯欽立的《陶淵明集》的功績，也表現在書後所附的《陶淵明事跡詩文係年》之中。例如：太元十八年癸巳（393），陶淵明29歲，初仕，“起為州祭酒。即是說陶淵明的《形影神》詩的思想內容，為反對當時風行一時的佛教思想的。這一結論，乃是千餘年來陶學研究史上重大成就。逯欽立新中國成立前的陶學論文為陶學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此後研陶者多參考此書。
逯欽立的《讀陶管見》寫於1964年。在此長文中逯欽立談了十二個問題。此文可稱為逯欽立對淵明為人、思想、創作的基本看法。由於該文寫於1958年至1960年第二次陶淵明大討論之後，從內容考察可看出它回答了那次討論中有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或對討論中重大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在《陶淵明少年時期江州一帶各種社會思潮的鬥爭》一節中，逯欽立認為“陶淵明少年時代的主導思想來自當時的儒家經學，這決定了他的從政理想和事業心，乃至決定了他一生的倫理道德觀點”。關於《仕於桓玄、劉裕問題》一節，意在闡明“陶淵明的出任祭酒，主要是‘以祿代耕’思想決定的，是為貧而出仕，為奉侍老母而出仕的，談不到什麼忠君思想”逯欽立對盧循的具體分析，從而提出不能過高地要求陶淵明。在前兩次關於陶淵明大討論中，尚未發現有誰能像逯欽立如此論述精辟，令人信服的。關於《陶淵明寫貧困生活》一節也是有針對性而寫的。解放初期到60年代初期關於陶淵明的大討論，有些人認為他乃是封建社會的地主，他再窮也比農民強得多，從而否定陶淵明述說貧困的詩篇。為此，逯欽立以《雜詩》八首之八“代耕本非望”等詩篇為例說：“這些充滿血淚的詩，不僅是陶淵明生活的寫真，也表現了當時廣大貧苦農民的思想感情，詩人回到農村中去，經過長期耕種實踐，當然更加熟悉和體會農民的生活願望和理想，感染到農民的道德品質，因而他一定程度的同農民共呼吸同命運。”關於“陶詩的藝術性”，逯欽立用了近五千字的篇幅加以頌揚。逯欽立在這一節中，重點說了三個問題：第一，寫實的創作精神與創作方法；第二，擬人化手法；第三，自然風格與韻律美。逯欽立對陶詩的藝術性論述得極為深刻，由於篇幅所限，具體例證隻能割愛了。
在唐前眾作家中，逯欽立最喜歡陶淵明。他的科研用在陶淵明身上的時間也較多。20世紀對陶淵明著作的研究整理、校勘、考證、注釋、評論等諸方麵，均做出較大貢獻的要首推逯欽立。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兩校中文係教師、同學合編的上卷收集南北朝劉宋直至“現代”史料記載以及評陶文章、詩論、語錄及文章片斷；下卷以陶淵明作品為綱，收集曆代有關評論。所收材料豐富，為研究陶淵明的重要工具書。
陶學研究第三階段的30年，個人著作僅5本書（包括“文革”後出版的逯欽立的兩部著作），集體編寫也僅3本書，它與陶學研究第四階段（1978—1998）的20年，僅個人著述約50部簡直不成比例。可見政治運動多，“左”的思潮使陶學研究損失之大是令人深思的。
綜觀陶淵明研究的第三階段（1949—1978），由於確立唯物史觀為科學研究的指導思想，使陶學研究者在運用此觀點方法方麵都有不同的收獲。林庚的《中國文學簡史》突出淵明的“寒士”地位，並深刻地分析了他所處的時代，終於走向人民的獨特道路，以及陶詩文風格的特點等，體現出林氏著作中的學術個性，為本階段陶學研究開了個好頭。兩次關於陶淵明的大討論，盡管受到庸俗社會學和機械唯物論的幹擾，但終於使以曹道衡和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為代表的運用唯物史觀研究陶學占了優勢，從而取得了較為圓滿的結果。王瑤的《陶淵明集》，按年代編排陶淵明的詩文，使陶學研究更加深入，影響深遠。逯欽立對陶淵明詩文的重新校勘，使我們研究陶學有了可靠的版本，在陶學史上意義重大。此外，逯氏對淵明詩文係年、注釋、評論諸方麵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從而促使陶學研究前進了一大步，其功不可沒。“左”的思潮影響了陶學研究；從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盡管使陶學研究受到若幹損失，但總的說來仍然是正確戰勝了偏頗。然而到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的開展，“左”的路線占了統治地位，正常的陶學研究也被迫暫停。“文革”結束後，由於“改革開放”，從而迎來了陶學研究的春天。